每逢在电视上看到以色列国家领导人在公共场合与群众亲切交谈,总为他们捏把汗。在以色列这样一个恐怖事件频发的国家,别说领导人会见普通的巴勒斯坦人,就是会见普通的犹太人也须严加提防,人们不会忘记,拉宾就是被犹太人杀害的。起初我总认为那些群众大概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事先经反复排练的“演员”。便衣军警肯定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下列经历完全颠覆了先前的认知。

1〕我们与哈依姆·赫尔佐克总统的交往始于1984年,数年后我们来到以色列。总统不幸于己于1997去世。1998年,当我从报纸上获知将在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举办纪念总统逝世一周年的集会时,我决定去。虽没被邀请(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肯定不被邀请),但我应该去。我来以色列后,总统曾约我谈话数次。每次谈话的最后他都问我生活是否有困难,我都说没有。其实刚来以色列时困难确实不少,但困难再大,只能自己克服,不可麻烦总统。在总统的社交圈中,我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但总统对我来说却是最重要的。我真的非常怀念他,这次总统逝世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一定要去。

在去的路上,一直犯嘀咕,琢磨如果安检人员阻拦我,我该怎么说。忐忑不安、“跌跌跄跄”地来到会场外后,我停下脚步,犹豫起来。但立刻意识到这样很不好,很容易引起安检人员的怀疑。我深吸一口气,壮着胆儿大步向会场走去。出乎意外,没人阻拦我。这次集会是众人在总统墓前的一次悼念,大家都站着,没有座位。在这里我看到了在电视上经常见到的政府要员,有政府总理以及新任总统和多位内阁部长。整个聚会约有60-70人。环视周围,只有两名保安,一名站在高处,鸟瞰整个会场,另一名站在会场外约20米、注视会场。会上只有三个简短的发言。按照犹太传统,最后由军中最大的拉比咏诵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传统悼词,似说似唱,声调高昂、悲恸。之后众人与总统的夫人及家人一一握手。当然,第一个握手的是政府总理,之后,新总统及各位部长依次排开。我想加入握手的行列,但又犹豫起来,因这次聚会是我自己闯来的,不是受邀来的。我与总统的家人不是很熟悉,但也不陌生,见过几面。我硬着头皮插入握手行列。当总统夫人发现是我时,十分兴奋,在整个悼念活动中,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她问了我许多我在以色列的生活,直到后边的人涌上来,我才意识到我们的谈话时间长了点。回头一看,哇!我身后是交通部长,再往后是教育部长……

此后很久,我一直没闹明白,在这个恐怖事件频发国家,这么一个极高级别的聚会,怎么会让我这么容易地闯了进来。尔后随着对以色列国情的深入了解,认识到这在以色列很正常。

2〕1998年,在野的工党主席巴拉克与台上的内塔尼亚胡争夺总理宝座,大选临近,两人除了在电视上激烈辩论以外,还加紧到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活动。

一天,我到海法市的最大市场买东西,这里约有30%是(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与往日不同,面包房门外摆了一张小桌,桌上放一大面包和一瓶葡萄酒。显然,这里将做“凯都什”。按照犹太传统,在做重大事情之前都要做个名为“凯都什”的仪式,即由主持人手持一杯葡萄酒,咏相应的祷词,自己先喝一口酒,然后再吃一口面包,最后把酒和面包分给他人,能作为主持人是一种荣誉。我琢磨,今天面包房能有什么重大的事?是开店N周年纪念?

过了二十多分钟,当我折回到面包房时,小桌上的面包和葡萄酒依在。小桌无人看守,桌旁,人群川流不息。面包上又是灰尘、又是吐沫星子,谁会吃这面包?不一会儿,巴拉克朝这边走来,他与众人频频握手,身后只有一名保镖。巴拉克来到小桌旁,二话没说,拧开瓶子,倒了一杯,咏诵一段祷词后,张口就喝,然后把杯传给他人,紧跟着拧了一块面包,放到自己嘴里、大嚼起来。我感到惊奇,他吃这种面包难道不担心有人投毒?即使没人投毒,这种脏面包再加上他那脏手(他曾与许多人握手),难道不怕病菌、病毒?当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把面包咽下时,惊呆了。按照“凯都什”的程序,巴拉克撕给桌前每人一块面包,总共5人。我把给我的那块偷偷地塞到裤兜里,嫌它实在太脏。巴拉克看到5人中唯我不吃,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是旅游者还是移民。我答完后,也拍了拍他的肩膀。巴拉克又冲大家说了几句祝愿的话后,“凯都什”就这样结束了。三天后,巴拉克竞选成功,击败了内塔尼亚胡,荣登总理宝座。十二年后,内塔尼亚胡东山再起,又击败了巴拉克,重当总理。然后巴拉克在内塔尼亚胡的手下当部长。按照中国人的逻辑,当年的胜者怎么会在当年败者的手下当部长?

3〕2006年,沙龙上台后刚三个月,我们定居点接连遭受两起恐怖袭击,更不幸的是两起发生在一个家庭,在相隔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父亲和儿子先后遇袭身亡。沙龙作为总理亲自到访这个家庭,我和一些人相随来到这个家庭。沙龙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不料,悲痛欲绝的妻子冲着沙龙发起火来,“你在竞选时承诺能更多地保证犹太人的安全,我们投了你的票,你是怎么保证的?”沙龙低着头,像个受气包,连连低声说“我有责任,我有责任。”接着众人也发起火来,你一言、我一语。沙龙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那情景很像中国的批斗会。

4〕2000年阿拉法特发动“全民大起义”,全以色列有三个地方打得最激烈,一是耶路撒冷最南边的贝特-加拉,二是我们定居点嘎沃,三是我们定居点北边约4公里的尧什。在赎罪日那天,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副部长来到我们定居点,参加长达十个多小时的全天祈祷。这位副部长在很大程度是就是正部长,因当时的总理巴拉克兼任国防部长。这位部长来到我们定居点后,全村一千多名男女老少无人理睬他。因为我们村的居民是清一色的右翼(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居民几乎全都是右翼),对当时左翼的巴拉克政府极为不满,觉得这位部长来定居点,表面是慰问,实际上是为工党捞取政治资本。看着这位部长可怜巴巴的样儿,我与他搭话,结果在整个赎罪日、特别是在中途的两次休息期间,他一直缠着跟我说话,一点部长的架子也没有,出奇地“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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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92年2月11日以色列总统哈依姆•赫尔佐克在总统府内专门接见了本书作者,本书作者是有幸第一个进入以色列总统府的中国人。当时总统把他刚刚出版的新书 HEROES OF ISRAEL 交给本书作者。尔后由本书作者译成中文,更名为《勇敢的犹太人》于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图中,左为巴依兰大学教务长依兹哈克•卡尔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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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哈依姆•赫尔佐克总统夫妇与本书作者的女儿。

摘自《犹太七色光》一书,   作者范雨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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