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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犹太的亲密关系

每年,6万多名以色列人前往印度,其中多数是在结束兵役后前去“旅游放松”的,其足迹遍布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事实上,以色列人在印度“数量巨大”,这与以色列微小的国土面积极不相称。在印度一些边远地区,以色列人甚至占当地外国游客的绝大多数;即使在旧德里主市场这样的中心地区,也经常能看到希伯来语的标志,或者遇到能用流利的希伯来语与以色列客户交谈的商人。

以色列人似乎对印度有一种本能的亲和力,而这或许不足为奇。印度历史上几乎没有反犹主义现象,唯一较大的是1524年摩尔人袭击犹太人事件,以及几年后葡萄牙在克兰加诺(现在的喀拉拉邦)迫害犹太人的事件。此外,许多印度犹太人极为成功,其中包括沙逊(沙逊码头、沙逊医院等地均以其命名)、摩西博士(Dr. E. Moses,孟买的犹太人市长)、雅各布斯中将(Lt. Gen. J. F. R. Jacobs ,1971年在印度军队中负责监管巴基斯坦军队在孟加拉国投降事宜,后担任果阿和旁遮普省长)、以西结(Nissim Ezekiel,诗人,著名印度文学家)和亚伯拉罕·所罗门·爱如卡尔博士(Dr. Abraham Solomon Erulkar,圣雄甘地的私人医生与朋友)。

驱散“后殖民”偏见的思想政治阴霾

然而,印以关系并不总是以这种温暖为特征的。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两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各自独立,但之后的40年间关系一直疏远。因此,尽管1950年印度承认了以色列的国家地位,但当时执政的国大党避开了全面外交关系,与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谴责 “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是西方殖民列强的帝国主义产物。

另外一些因素也影响着双方结成亲密友好的双边关系:印度政府担心与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对立、来自伊斯兰世界(印度主要的能源来源)的压力、海湾国家内许多印度工人的命运,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反以色列心态(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成员)。

此外,就战略忠诚度而言,两国之间存在另一个裂痕:以色列与美国结成了牢固同盟,而印度则一贯怀疑美国的外交政策,转而选择与苏联建立密切联系。这一巨大差距很难对双方的合作产生良好影响。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和印度经济的加速自由化,两国关系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印度和以色列之间的利益得到了显著融合。

这一发展的高潮发生在1992年,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那以后,双边关系开始蓬勃发展,其活力、热诚和持久度让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感到惊讶。

消除沉默

耶路撒冷和新德里政府机构之间建立的全面外交关系体现出了印度和以色列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在莫迪政府上台之前,印度在与以色列的关系上一直比较沉默,或者至少持保留态度。

一个特别的痛点在于,印度一直都在支持联合国等国际平台上的反以色列决议。一位评论员如此形容以色列对印度的看法:“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印度把它当作情妇对待:印度很高兴看到以色列的防御能力和先进技术,但对整个事情却有点尴尬,也不愿意让这段关系太过公开化。”

但是,随着莫迪政府的上台,这种克制开始逐渐消失,印度也已停止支持联合国等一些机构对以色列的谴责。不过,明显反映出这种变化的是巴勒斯坦驻印度外交代表在印度决定不支持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时所表达的懊恼:“我们感到震惊。巴勒斯坦人民和领导人对联合国决议感到非常高兴,但印度的投票却破坏了我们的幸福。

事实上,莫迪在走下飞机时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热情拥抱,似乎毫不含糊地消除了任何仍然存在的疑义。

莫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

不可否认,印度总理莫迪的访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媒体和公众对他所给予的前所未有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大多数访以的政府首脑。

作为第一个访问犹太国家的印度总理,莫迪毫不掩饰地不再克制任何与以色列建立未来关系的意愿。事实上,尽管印度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主要国家为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莫迪似乎已经得出结论:与以色列合作比与阿拉伯国家合作会得到更多,后者似乎一直在支持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

莫迪在这次访问中的两项做法(象征性意义更强)似乎提炼出了印度对处理与以色列关系新方法的本质:政治和人道主义。

首先是莫迪决定不去巴勒斯坦拉马拉进行例行访问。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资深政治家都在巴以冲突中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因此,尽管印度政府继续宣布持续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但莫迪决定忽略(有些人也许会说“冷落”)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与其任何高级代表会面,其中隐含的信息十分明显。

在这一方面,他无视政治正确性的束缚,愿意打破以往的模式,表现出值得赞扬的勇气,这对未来双边关系的独立发展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另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是莫迪决定拜访Moshe(Moish)Holtzberg。他的父母加夫里尔和里夫卡·霍茨伯格(Gavriel and Rivka Holtzberg)于2008年在伊斯兰恐怖组织对孟买一个Chabad(海外犹太人社区中心)的袭击中不幸被杀害。该事件是2008年11月下旬在孟买发生的12起袭击事件之一,共造成164人死亡,至少308人受伤。

在做出这一感人姿态的同时,莫迪不仅在个人层面上表现出了值得称赞的敏感度,还着重指出了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与敌人。

虽然此次访问期间莫迪去了不少地方,突显了以色列在文化、科技、农业和安全方面的能力和成就,但坚定的道德明确性和人类同情心赋予了本次访问的独特性,使其成为多年来最难忘的事件之一。

事实上,研究印以关系的学者Souptik Mukherjee指出:“虽然此次访问涉及了很多层面,但最重要的不是共同研发武器,也不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而是共同的价值和历史纽带。”

“在印度制造”和“与印度一起制造”相结合

此次访问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修辞创新。

2015年9月,莫迪启动了“在印度制造”计划,鼓励外国公司在印度生产他们的产品。迄今为止,印度在这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就:印度正超越美国和中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

在莫迪抵达时,内塔尼亚胡在他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中提到了莫迪的“在印度制造”项目,并提出了新的建议——“与印度一起制造”,两个国家将利用印以合作的协同效应,在一系列民用和军事领域开展合资项目。

鉴于国内巨大的新兴消费需求和中产阶级,印度也面临着来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天生敌视以色列)严峻的安全挑战。毫无疑问,位于以色列的制造企业和位于印度或以色列的合作项目前景是无限的。

在谈到太空领域的持续合作时,内塔尼亚胡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强调:这是“印度制造”和“与印度一起制造”相结合所能创造的无限机遇。他回忆称:“我记得你在第一次会面时告诉我说:印度和以色列的关系就像无限的天空那么广阔。但现在,总理,让我补充一句,即使是天空也是有限的。我们现在还要在太空合作。”

自我证明

虽然莫迪的访问和印巴关系的发展是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在国家层面上的历史性事件,但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对我多年不懈努力的证明。

我很不谦虚地说,据我所知,我是详细描述印度在国际上对以色列崛起的战略重要性的第一个以色列人。

大约20年前的在1999年初,我和一位著名的印度学者、已故教授M . L. Sondhi(印度最早的亲以学者之一)一起发表了一篇政策性论文。我们合作的论文题目是《印以合作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这篇论文预测了两国的后续发展,跨越了各种不同的领域。

我们看到了两国民主治理的弹性,跨越了巨大的、不受破坏的暴政领域,成为加强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

以色列和印度民主治理的持久性和可持续性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两国的民主都曾面临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很可能有助于形成更专制的政府。印度和以色列都是被敌人包围的国家,两个国家的社会内都包括难对付的和敌对的民族群体,为内乱创造了肥沃的土壤;两国都经历过政治暗杀和对外战争的创伤。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严峻的挑战,两国官方对民主治理、社会多元化和宗教多样性保持尊重的承诺却从未动摇过。

一个想法的成熟…

值得注意的是, 两国确实具有特殊合作潜力的领域之一是海军领域,印度洋的安全尤甚。根据潜在的非传统威胁因素预测,它将成为对以色列日益重要的军事领域。这一点在伊朗的核项目方面确实如此,它大大增强了以色列海军尤其是潜艇武器的战略重要性,已经成为以色列第二大攻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对核竞争对手的威慑所在。

当然,对我来说最令人满意的是看到Sondhi和我提出的许多建议已成为现实。

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的名言是:“世界上所有的力量都不如一个时代到来的思想那么强大。”

这在印度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中正是如此。因此,Sondhi和我在论文概要中得出结论了:“……以色列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建立一种特殊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类似于它与世界上最强大民主国家发展的关系……(这)很可能将在推进自由和多元化原则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确保世界上这块广袤和重要的地区保持稳定。在这里,这些原则将持续存在。

当然,这是一个实际已经成熟的想法。

如有任何询问问题,请发邮件至以色列战略研究所(IISS)info@sino –israel.org。

翻译:关媛

审校:肖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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