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短短4个月,已经上了10多位商学院教授的课。和一起的中国同学聊天,大呼国内几年的学习,竟不如这四个月的效率和收获。相信这是很多出国学习同学的普遍感受。

首先,一个普遍的有趣现象是,西方商学院的大牛老师很多都是社会心理学出身(不同于临床心理学),然后折腾一下转个行。和国内商学院老师普遍学术背景大有不同,国内不少商学老师是数理背景出身,而心理学似乎在中国是一个有些被边缘化的学科。这也造成了国内外在商科研究关注点上的极大差异。国内的研究,似乎一直崇拜那些非常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建一个模好、建复杂模型更好、建一个别人绞尽脑汁都看不懂的模型好上加好。而与此相反,相对定性化的商科研究以及基于心理学的偏人性化研究则较少。在西方,心理学与商科的结合非常紧密,经常两个学院的教授窜门上课,组织行为学或者消费行为学的研究都根植于心理学基础之上,这在国内似乎并不是一个主流。

然而商学毕竟是social science. 心理学的基础使教授们能够从更人文的角度去挖掘与分析现象,探究背后的原因。很多时候,现象后面的原因并不是轻易能够单纯用数据分析出来的,而靠的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思维与情感。这一点,纯理科式的严谨与规则是无法解释的。这就引发了国内外商科研究的差异,西方的商科研究似乎更贴地气,国内的很多商科研究则略显抽象与天马行空。

这种差异,不但体现在paper上,更体现在教授们的教学内容与风格上。商科这种学科的特点是,容易懂,但是不容易讲好。心理学上讲,人们总是“事后聪明”,对于这种非常经验性的学科,一讲大家都会立马明白,并想“切,早就知道了”。如果仅仅是摆书上的理论,学生们怕是早就自娱自乐了。商科学生逃课率高,大概也是都觉得那些内容自己心里都清楚吧。而商科学习,靠的是大量信手捏来的案例与实际中的问题,一步步引导,才能吸引住观众。

而造成差距的另一个原因,很显然,就是以色列的很多教授们都耐不住寂寞。换句话说,爱折腾。以色列被称作“创业的国度”,起初看《The Startup Nation》一书时,对书中内容还略有怀疑,而来了之后,发现有一个创业公司的教授只能是小牛,同时做两个startup又搞教学捎带研究的教授大有人在。在中国,“创业”仍然是属于一帮愣头青和激情男的标志,而以色列,众多男女老少都在积极将自己的想法从孕育到结果,哪怕最后流产,也要试上一试。

一个伦敦政经毕业的Organization Behavior女老师,心理学出身,一面在大学教学,一面为各个大公司做HR咨询与培训,同时也有自己的Startup公司。她没有投入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式的研究,而是更着力于将学术思想与理论带入实际生活与现实社会。认为这样才是更有意义的研究,对社会更有贡献。

Cross-cultural Negotiation的老师在中国住了7年,以色列威兹曼研究所物理学博士,却对商科情有独钟。帮助以色列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前后搞了3家startup,第一家失败,第二家成功并卖出,现在在中国还有一家。每两年在复旦受邀授课。

上学期Research Method的犹太老头,哥大心理学出身,刚出道的时候帮助第一个发明湿巾的公司进行了消费者行为分析,并成功提出了湿巾Marketing的方案。而在此之前,没有人认为湿巾会有市场,因为人们只会用干燥的纸巾擦干自己,而不会用湿漉漉的东西涂湿自己。在发现湿巾的实际用途之前,没人想得到今天,湿巾居然有如此广泛的市场。他也算是人类湿巾发展史上的一个贡献者了。

他们都是些耐不住寂寞的人,不甘心困在象牙塔里,在社会厮混。而这些个人经验,不但能够促进转化为学术上的成果,更使得教学充满了活力。国内的很多教授,缺少必要的社会经验,很多人都是一路保研直博,博后讲师的路径升上来。而这种路径,对于商科的研究,并不是好事儿。缺乏商场的洗礼,全靠二手资料积累来的课件PPT和研究,既不能对原有问题有所切身体会,又不能发现新的问题。当年一个霍桑实验,学者们一个个屁颠颠的在霍桑工厂里带了快十年,才发现了那么几个一听就很弱智的结论(比如,工人关系好能够促进工作效率)。

同时也许迫于生存压力或者其他,很多国内大学教授们课上感受不到激情,似乎也缺少一种对于社会的“使命感”,他们不太爱折腾。当然,这些对比,也只是对两个样本的概率进行比较,总有不同的个体,落在不同的区域。

借用班里一位中年同学Yee微信里总结的一句话,非常到位: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教。也许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商科学习发展路径。无论是个人,或者对社会,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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