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对摩西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达美好宽阔之地、流趟着牛奶与蜂蜜之地。”
——《出埃及记》第3章第8节

咳嗽发展到后期,是巨震时引发的头痛,而最糟糕的是咳嗽本身在来临前是有感知的,所以那种强力压制还是爽快地咳出来坦然接受头痛的一刻算是我近期体会到最深的恐惧。不扯了,毕竟在中东地区从1949年到1982年间发生了五次中东战争,无论对于犹太人还是周边交战地区的阿拉伯人,随时面临导弹袭击该是怎样一种惊恐?今天分享的以色列企业家莫蒂说,他记得他小时候自己的父亲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听收音机,看是否有重大事件发生,他说,这不是惊恐,这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

其实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有许多共性,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都有极强的家庭观念,强调集体主义精神,重视教育等。可喜的是,我们几千年来,文脉绵延,几无中断(忽必烈的入侵从文化的角度算是被同化,而文革的戕害尚未触及港台)。犹太人则不然,他们迄今在以色列总共八百余万人口中也只占了四分之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全部加总在一起不超过九百万,也就是说,全世界目前犹太人总数大约在一千五百万,还不到中国一线城市的人数。就是这样一个数量上并不起眼的民族,却为人类文明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随便举几个吧,科学界里有爱因斯坦、波尔、波恩、费米、奥本海默、特勒(后面两位一个是原子弹之父一个是氢弹之父),文艺界里有海涅、卡夫卡、毕加索、拉斐尔、门德尔松、卡拉扬、卓别林、斯皮尔伯格、保罗纽曼,经济与实业界有大卫李嘉图、洛克菲勒、罗斯柴尔德,新闻界有大名鼎鼎的路透和普利策,最后必须压阵的,是西方认为属于经济界东方认为属于政治界算是跨界领袖的卡尔Ÿ马克思。老上海人知道,在外滩有座沙逊大厦,曾经是上海外滩最高建筑,现址是和平饭店,这沙逊也是犹太人。从历年来不同口径的多个统计中,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犹太人(含犹太裔)占比高达22-29%,好吧,四个诺奖里有一个是犹太人的,这个比例是全球平均占比的差不多100倍,这和我们依然在讨论“钱学森之问”相比多少有些尴尬。犹太人,历经战乱颠沛流离人口匮乏,是如何做到的?

网上有些帖子说,犹太人的智商是全世界最高的,比人类平均水平高出20到30,并且煞有介事的总结了几大理由,我是不信的,于是,我问摩西,不是出埃及记的那个,是现任特拉维夫大学商学院院长。他果断地说,是教育!我迅速地想,你蒙谁啊?

如果谈到教育系统,人类历史上最悠久强大影响人口众多的恐怕非中国莫属。从隋朝到清代,历经千余载,在各朝国子监们的掌控下,建立了等级森严管理严密的强大体系。当然,科举制度不能等同于教育体系,从孟母三迁的童年家庭教育,到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直至学而优则仕的终极职业生涯规划,经圣上钦点进入翰林院做个编修那就算是万千书生的终极梦想了,读书(教育?)是中国人最大的事儿,孰能更大?

摩西说,他们的教育不太一样。犹太人爱读书,但是不会死读书。有很多关于犹太人读书的段子,说平均每个成年犹太人一年读书近百本,犹太人孩子一生下来就在圣经上滴蜂蜜,让孩子去舔,让孩子知道书是“甜的”,犹太父母在子女面临婚姻抉择时,总是选择爱学习而不是仅仅有钱的一方等等。以上说法道听途说,且姑妄听之。但是这两天几位以色列大学教授包括企业家的分享,倒真有些共性。首先,在讲课中,他们特别希望同学能够提问,并且不止一位教授提到,在以色列,学习的时候不是老师单方面讲授,而是讲完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复述,看你能不能讲得清楚,其他同学能不能听懂,这叫“philosophized”。第二个不同在于,讨论的过程中,允许学生质疑老师,甚至直言老师是错的“revolutionary questioning”。这两个特点事实上要求很高,就好比通常情况下,老师教给你,一加一等于二,你说我懂了,老师说懂了什么?你说一加一等于二。结束了,讲下一个知识点。在犹太人这儿,老师教给你,一加一等于二,你说我懂了,老师说懂了什么?你说一加一等于二,老师说,你等等,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你傻了!你想清楚了再能讲清楚的话讲给后面同学听,看他听懂没有,然后他再往后传。这样一个过程不是简单地信息复制,更加不是简单地背诵课文或抄写段落三十遍,这个过程包含了质疑—思考—辨析三个完整的环节,最终实现的是知识的内化而非概念的复制。

其实,以上学习理念,孔子早就参透了。《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讲得多明白,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到了明代王守仁讲得更清楚,说“问即学也,思即学也,辩即学也”。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依然看到在中国的大部分场合依然是“台上讲者千万言,台下听众笔不闲,台上偶然有一问,此处无声胜有声”呢?下午讲座临结束,看到屏幕上闪过一句话“Low respect to authority”,哦…

近些年来,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变革方面,国内还是有显著的进步,也有一些有趣的尝试,比如翻转课堂和行动式学习。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在家里自己完成知识的学习,然后将课堂变成老师和同学之间以及同学相互之间互动的场所,答疑解惑。就教学方法而言,翻转课堂基本适用于所有学科,而行动式学习则在企业管理领域表现更加突出。典型的行动式学习是以具体的问题为导向,将不同来源的学员混合编组,通过剖析-质疑-行动-反思-分享的路径共同学习。在行动式学习中,教师的角色更加变化为专业的促动师了。无论哪种方法,相较于单向的知识灌输,都更加强调知识通过“疑思辩”带来的内化过程。

要说学习这件事儿,还真是影响到方方面面,不仅在学校,企业也是一样。很多人以为“学习型组织”的鼻祖是彼得Ÿ圣吉,因为1990年出版的《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红极一时。其实,他的导师——美国麻省理工的系统动力学教授佛瑞斯特才是这一思想最早的提出者。1965年,在《企业的新设计》一文中,佛瑞斯特教授一反当时认为企业应该是“制度”加“控制”的主流思想,提出未来企业组织的理想形态应该具有层次扁平化、组织信息化、结构开放化的特征,将管理者和员工的关系逐渐由从属关系转为工作伙伴关系,共同持续学习,这是学习型组织的最早形态。近年来,一些企业战略研究的热点,如动态能力、创业导向、双元理论、共演理论等,无不将组织学习作为重要的变量。然而,组织扁平化并不能直接带来“学习型组织”,对“权威”的臣服才是“学习”的障碍,要打造“疑思辩”的学习逻辑,必须首先破除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平等对话,直言不讳,企业国家,概莫能外!没有这样的学习逻辑,创新就是缘木求鱼,大型企业才就此堕入克里斯滕森在《创新者的窘境》里断言的衰败结局。

最后,补充回复一位网友的质疑。我本人热爱祖国热爱学习,但才疏学浅,这几日所见所思,均亲历亲为,与有缘人分享。在下既没有崇洋之心,亦不敢情怀惑众。以色列多年来在研发投入与GDP占比上全球第一,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除美国本土外为第一大来源国,在信息科技、生物科技金融科技清洁科技等领域持续领先均有数据可查,恕不一一详述,且打油作复:我朝虽广,尚有难尽人意处;以国弥微,何妨虚容且观之?

(作者:孙金云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助理教授、复旦青年创业家教育与研究发展中心主任。本文获作者授权发布。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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