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我是无辜的, 如众人一样我也会辞别人世, 也曾有一张刻有喜怒哀乐的面孔,一张人的面孔!

——《逃亡》本杰明•方丹(1944年奥斯威辛集中营遇难)

去过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读者可能在纪念馆的“姓名堂”看到过这首小诗。犹太历尼散月27号是犹太大屠杀纪念日(本月23号日落开始至次日日落结束)。随着这个日期的到来,一个人的名字——黄娜婷(音译自“Nadine Hwang”)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异装、女律师、女飞行员、女中尉、中国首位女经济特使、女同、反对纳粹的女特工、纳粹集中营的女囚犯……我们似乎可以给她贴上各种与她的时代格格不入的标签。然而她传奇的一生至今却鲜为人知。

娜婷1902年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是满清驻西班牙公使黄履和及其比利时籍妻子的长女、西班牙华裔作家及翻译家黄玛赛的姐姐。作为出身上层社会接受中欧新式教育的娜婷既是亭亭玉立、紧跟巴黎时尚的淑女,同时又是自幼酷爱男装、英姿飒爽的异装者;她追随梦想受训成为一名律师,1929年却穿上了戎装在张学良的军队里成了一名少校联络官;娜婷曾在北洋政府负责经济事务,事业蒸蒸日上,却在30年代突然迁居法国,进入到毕加索、让·谷克多、洛尔卡等艺术家、作家群体组成的巴黎沙龙文艺圈,并很快成为了侨居巴黎的著名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Natalie Clifford Barney)的情人;如今随着记录德国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英美战俘信息的“林德尔名单”(Lindell’s List)及其它资料的披露,我们得知1944年她被德国纳粹关押意味着她可能曾是反抗纳粹统治的特工……

image002(娜婷登上1929年西班牙一期杂志封面,其中提到她是中国军队的空军上校)

2015年11月在以色列海法大学犹太大屠杀研究项目的安排下,我有幸去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一次为期四天的学习,在一场讲座中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几件尚未对外展出的馆藏品,其中一条来自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里的红色三角形围巾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在有着众多签名的布面一角赫然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签名“黄China”!这个“中国黄”的签名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但却在我心里成了一个迷,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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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馆藏品

中国史学家常常提及中德两国在二战前的特殊关系及合作,但纳粹时期欧洲华人遭受迫害的历史却常常被忽略。1933-1945年期间绝大多数德国华人被迫逃离德国或被遣送集中营。二战结束时德国的汉堡唐人街以及柏林、不来梅等华人社区被尽数清除。期间甚至有所谓日耳曼“雅利安人”因与华人恋爱结婚犯下“种族耻辱罪”(Rassenschande)被捕。如今,我们知道毛特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汉堡明日集中营都曾关押过华人。朱德元帅之女朱敏也曾被纳粹从白俄罗斯遣送至东普鲁士的纳粹集中营饱受身心摧残,并留下终身残疾。而她后来也成为了90年代二战题材电影《红樱桃》中“楚楚”的原型。

image007(电影《红樱桃》海报)

民国建立以后娜婷的父亲黄履和从西班牙返华担任了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十几岁的娜婷同家人来到北平,先入北平的法国天主教方济各会“圣心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后入清华大学短期学习并通过美国函授课程成为律师。黄家地位显赫,青年毛泽东、林语堂、胡适等社会名流都曾成为黄府的座上宾,娜婷也因此耳濡目染,从小就有着超越常人的眼界与见识,为后来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根据著名美籍艺术家野口勇(注:二战期间曾因日裔身份被美国政府拘捕,1951年曾与山口淑子/李香兰结婚)的回忆,1930年野口勇在访华期间曾“有幸”在张学良军队见到一位叫黄娜婷的“美丽中尉”。1936年的一份澳洲报纸曾报道娜婷作为中国商务代表访英并称她是中国历史上派出的第一位女性经济特使,并提到她曾担任北洋政府总理潘复的秘书。娜婷在伦敦的演讲中大幅论述现代中国在女权、教育、生活方式等领域的发展,从中可见娜婷思想之进步与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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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澳洲媒体对娜婷访英的报道)

30年代娜婷迁居巴黎。英国作家Diana Souhami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关于女权主义作家娜塔莉·巴尼(注:她的作品《寂寞之井》被誉为20世纪最著名的女同性恋小说)的传记中提到:1937年娜塔莉“进口”了一位名叫黄娜婷、曾是中国上校的恋人作她的司机、秘书和个人助理,这引起了娜塔莉其他恋人的极大妒忌。娜婷在事业的高峰撇下家人孤身远赴巴黎开始追求波西米亚式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方式是仍在走向开放但局势动荡的中国永远无法给予她的。

1940年的欧洲已经笼罩在了纳粹的阴影之下,巴黎也不例外。娜婷的两位女友娜塔莉和罗曼妮·布鲁克斯(注:美国女画家,以创作女扮男装或性别中性的女性肖像画闻名)从纳粹占领的巴黎逃往了意大利弗洛伦萨,而娜婷独自留在巴黎。许多证据表明,娜婷后来极有可能参加了反抗纳粹的法国抵抗阵线,成了一名特工并因此被捕。她的名字与众多英美特工一并列入了“林德尔”名单之中。

image009娜婷女友罗曼妮·布鲁克斯的自画像(1923)

1944年娜婷被关押入有“女人地狱”之称、离柏林不远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一同被关押的还有一位德国华人男子的犹太妻子,名叫Emma Esther Yang,以及她的女儿。据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估计,1939至1945年期间该集中营十几万的被关押者中约有9万2000人死于饥饿、苦役、酷刑、枪决、安乐死、医学实验以及毒气。1942年至1945年大量女囚犯曾被迫为西门子公司做苦役。娜婷就被列入了“西门子支队”(Siemenskommando)并被强迫参与制造V2型火箭配件。值得一提的是,集中营解放前不久娜婷曾救助过一对犹太母女。1945年4月底纳粹德国气数已尽,瑞典红十字会和丹麦政府发起了拯救集中营囚犯的“白色巴士”行动。在娜婷的帮助下年仅九岁的伊莲娜(Irene Krausz)及其母亲拉结(Rachel Krausz)得以及时逃脱集中营。多年后伊莲娜在南非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给自己唯一的女儿起名叫“Nadine”。娜婷是否可以凭此成为受以色列政府认可的第三位获得“国际义人”称号的中国人还不得而知。

1945年娜婷经瑞典辗转去了布鲁塞尔,与纳粹统治期间曾以化名参加抵抗运动的克莱尔(Claire Mousset)生活在一起,据称她是娜婷母方的表姐(妹)。不管这是否属实,克莱尔在事实上扮演了娜婷同性恋人的角色。五十年代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的垮台促使娜婷与克莱尔离开曾经带给她们无限痛苦的欧洲远赴南美。多年后因为健康的恶化,娜婷决定与克莱尔返回布鲁塞尔并将大量个人物品留在了友人Jose Rafael先生的家中,其中包含许多照片以及英语、法语和德语的信函。然而据其女儿Alexandra Lovera女士回忆,几十年前信奉天主教的委内瑞拉社会风气仍相当保守,其家人因为娜婷是女同性恋后来将娜婷的个人物品全部丢弃,其中包含娜婷女扮男装与友人身着纳粹军装的照片以及与盖世太保(即纳粹秘密警察)的通信。

2016年11月份我有幸在柏林见到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纪念馆之友协会主席Peter Plieninger博士。他解释说,我在大屠杀纪念馆见到的红色三角形签字围巾源自集中营解放前不久的“西门子支队”,也可能是从纳粹德国万字旗上裁下的一角。这些集中营里的女士们一针一线将自己的名字绣在这块红围巾上的时间应该在1945年4月22-26号的“白色巴士”行动前后,距今正好72年。娜婷的一生或许永远是个迷,然而她曾经在这个世界生活过、拼过、爱过、冒险过,她普通的面孔背后有她的名字和背后的故事。历史曾经对许多人不公,在犹太大屠杀纪念日这一天,娜婷和千千万万在战争中受害的人一样值得我们去认识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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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集中营解放前夕的娜婷(中)

相关链接:

以色列海法大学犹太人大屠杀研究博客

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中文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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