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尔的摩候机时和一个美籍印度大叔聊天。他问,你对美国的印象如何?我说,我才到美国一个星期,除了觉得所到之处基础设施不错,自己冻得半死之外,对美国实在没什么印象好谈。印度大叔说,奥巴马总统有一次在演讲中提到,一个国家伟大与否并不取决于其基础设施的好坏,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国民的精神气质(mindset)。我说,是啊,所以在我还没什么机会跟美国人聊天的情况下,要我谈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几无可能。

这也是那种纯粹为了看风景而出发的旅行让我感到乏味的原因。对我来说更有趣的是与不同的人交谈。听他们说不同的故事,会让人觉得活了不止一次。

在南大时,能一起聊天的朋友不多。一来课业紧张,无甚时间;二来大家白开水般的成长经历大体类似,一个无波无折的高中爱情故事也能反复咀嚼好久。相比之下,我在以色列的同学人生经历则要丰富得多得多。

在以色列,年轻人高中毕业后一般都要到军队服役。男生三年,女生两年。他们可能被派到前线直面战火,也可能留在后方做情报工作。这本身已经够刺激了,我还有不少朋友跟自己的上司有过桃色往事。每每提起,看着她们欲语还休的神情真是让人心头发痒。服役结束后,不少人会选择工作一年,然后用挣得的钱去长途旅行。泰国是热门目的地,除了泰国的低物价让这些以色列人心感身处天堂之外,据说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去这个佛教国度疗治心灵创伤的。我的一位在特种部队服役的朋友,在离开军队后就跑到云南苍山的寺庙做了一年的和尚。在结束兵役、工作和远途旅行后,进入大学的是一些心理更成熟、更明白自己兴趣所在的年轻人。

我的室友就是这么个姑娘,虽然稍稍有些“另类”。她服役时就晓得怎么讨上司欢心以找借口偷懒,离开军队后谈了个穆斯林男友,被暴怒的父母赶出家门,于某个黄昏拖着一大堆行李敲我的房门,怯怯地问“我父母不要我了,现在身上没钱,能不能喝你放在厨房的咖啡?我会还你的。”她的兴趣除了画图纸、做菜、看动画片声音开到最大以外,就是政治。

她家住在距特拉维夫一小时车程的Beit Shemesh市,她在当地工党组织的领导人中排名第八。两周前她就开始怂恿我跟她一起去感受Beit Shemesh市的市长选举。作为从小被教导要“远离政治”的中国人,我一直对她的邀请不置可否。后来实在盛情难却,终于心怀忐忑地跟她一起坐上了去Beit Shemesh市的火车,在车上还心情沉重地给教授发邮件,说“希望极端宗教人士不会杀了我这个罪恶的吃猪肉的中国人”。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终于在她提出让我穿上他们竞选团队的T恤后爆发了。我语气生硬地说,让我帮你理文件、数选票什么的我很乐意,但是要让我穿T恤、喊口号什么的肯定不行。她对我的激烈反应感到吃惊,不过也没再坚持。

我们晚上九点多到达Beit Shemesh,去竞选办公室的路上跟另一名男生拼车打的。室友、拼车男和司机在车上没聊上几句就说到了第二天的选举。室友和司机支持的是由利库德、工党、犹太家园党等组成的自由派市长候选人Eli Cohen,而男生则支持犹太教极端正统教派领导的夏斯党候选人Moshe Abutbul。三个人在车上吵得不可开交,最终以室友下车时摔得震天响的车门声结束。竞选办公室位于市中心的一排小平房里。一下车室友就指着阒静的四周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市中心!什么都没有的市中心!刚才那个混蛋还说Abutbul(前任夏斯党市长)做了这,做了那,他做了什么让我们有这样的市中心?

我们在竞选办公室见到了Beit Shemesh市的工党领导人Richard Peres。大叔指着墙上自己参选市议会议员的海报说,“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词——诚实”。两个月前的选举结果,由于夏斯党被发现在选举中舞弊而取消。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Beit Shemesh市重新进行一次选举。竞选办公室约二十平米见方,放了五台电脑,八九个竞选团队的成员或守在各自的电脑前处理工作,或忙着打电话联系各项事宜。选举日前夜他们将彻夜不眠。

从办公室出来,室友带我到一家小餐馆吃饭。服务员端上鸡翅时问室友,“Eli Cohen?”,室友默契地笑笑,与他击掌。吃完饭往家走,马路上偶尔有年轻人把音乐开得很大,一路高喊“Eli Cohen”开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每到这时室友就特别开心,也大声喊“Eli Cohen”向他们致意。

Beit Shemesh市分Beit Shemesh和Ramat Shemesh两个城区。居住在Beit Shemesh的主要是世俗人士,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54%;Ramat Shemesh的居民基本都信仰极端正统教派,占全市总人口的46%。我问室友,你觉得明天Eli Cohen会赢吗?室友摇摇头。
可是你们比他们人多呀。
Beit Shemesh有不少人也是支持Heradi(极端正统派)的。

途径一片小区,室友对我说,呐,这里就是那些黑衣人(black men,意指犹太教极端正统派人士,因他们戴黑帽,穿黑衣而得名)住的地方。你要是夏天穿短裙从这里经过,那些人会骂你婊子。在这边,男人和女人不能走在街的同一侧,他们还要求公交车上女人只能坐后排。我对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是没什么意见的,但是他们也别想用这套来管我。

一夜无话。第二天凌晨五点半被室友拍醒,半梦半醒地跟她早早来到投票点开始搭帐篷、挂海报。选举日当天Beit Shemesh全市共有84个投票点,我们所在的这个投票点设在一所小学里。因为选举,孩子们不用上课,老师带着他们在操场上玩耍,偶尔带小朋友们唱两句为支持Eli Cohen竞选而写的歌。不到八点,投票点外就已支起了各党派的帐篷。穿蓝色T恤的利库德,穿黄色T恤的犹太家园党,穿绿色T恤的工党,还有总是一袭黑衣的夏斯,也都来了。

前来投票的人慢慢多起来。每来一位选民,各党派的志愿者就围过去,递上印有各自党派参选市议会议员候选人名字的小纸条,叽里呱啦地说一定要选XXX呀,我们需要XXX呀,因为XXX能够为我们XXX呀。同时附上的当然还有印有市长候选人Eli Cohen名字的小纸条。夏斯党大约知道自己在世俗的Beit Shemesh不受欢迎,所以并不主动上前与前来投票的选民攀谈。

有一位70余岁的老奶奶自愿来当志愿者。她已满头银发,没穿任何一种颜色的竞选T恤,从早上八点一直站到中午十二点。老奶奶是前苏联移民,听力不好,也并不说什么话,只手上拿着一叠印有Eli Cohen名字的小纸条,半躬着身,颤巍巍地往从她身边经过的每一位选民手上递。偶尔视线与我相遇,她就对我不住地微笑、点头。离开时她过来与我拥抱,用俄语跟我道别,说“祝你幸福”。

很多老人拄着拐杖前来投票,家人、义工搀扶着他们缓慢地上下四十余级的台阶;夏斯党的支持者在车顶装了音箱,一遍遍播放着支持Abutbul的录音,在投票点附近徘徊;有7岁的小姑娘凑过来,稚嫩地问“姐姐,选票在哪里呀?我也想投票”,室友笑着摸她的脸,说“等你到17岁才能投呢”;室友18岁的妹妹和她的朋友穿着绿色的T恤热忱地凑到每一位投完票的选民面前,绕口令般一遍遍地问“Eli Cohen? Richard Peres?”一旦对方点头,两个姑娘就高兴得不得了。夏斯党和其他党派的志愿者一直大小摩擦不断,轻则言语暴力人身攻击,重则推搡撞肩,好几次都要警察过来拉开才罢休。

投票一直持续到夜里十点。随后公布的投票结果显示,世俗派候选人Eli Cohen以758票之差输给了极端正统派候选人Moshe Abutbul。

入夜,Beit Shemesh开始下雨。雨下了一夜,室友也哭了一夜。

几个月前,耶路撒冷的市长选举也是一场世俗派与宗教派的拉锯战。最终世俗派赢得了胜利,耶路撒冷宗教派势力与政府的关系也日益紧张。一周前,据称超过一百万犹太教极端正统派教徒在耶路撒冷游行,抗议议会通过要求其履行兵役义务的法案。今天,这个法案在议会正式通过,犹太教教徒享有兵役豁免权的特权成为历史。有数据显示,到2050年,以色列宗教人口数目将超过世俗人口,到那时,国父本•古里安关于建立一个世俗以色列的理想将遭到严峻挑战。如何面对这个挑战?很多以色列人心里也没有答案。

上周美国政治经济史的课堂上讨论“民主与共和”的话题。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理念,在实践中常会遭遇“多数人的暴政”的尴尬。而今天在Beit Shemesh,如果从宗教人口与世俗人口数目来看的话,我们面对的则是“少数人的暴政”(46% vs 54%)的局面。

中国幸或不幸地没有宗教的负担,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困境。

我看着那个18岁的姑娘一遍遍向别人陈词为什么要支持Eli Cohen的理由,那么慷慨,想起自己18岁时也参加过一次投票。整个学院的学生分三批进入一间教室,辅导员给每人发一张粉红的选票,一张印有候选人资料的宣传单,上面的人我都不认识。身边很多同学戏填了高数老师的名字,而两年后的今天,我已不记得当时自己是谁的拥趸。

如果说国民的精神气质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决定性因素的话,今天在Beit Shemesh,我看到了国家制度与国民的精神气质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意“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的观点。“政治”,在中国,是大部分普通人宁可避而远之的东西。在以色列,在Beit Shemesh,投票日颇有全民节日的气氛。政治在中国被极大地妖魔化了;在以色列,对普通人来说,政治就是拥有投票权,行使投票权。选BB(内塔尼亚胡),不是因为他一贯伟光正,而是因为他是“最不糟的选择”;为竞选卖力,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摇旗呐喊,因为知道自己的意见重要,知道自己的声音会被听见,知道未来一切要靠自己争取,而不是靠跪在某个官僚部门的门前,等着命运的奇迹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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