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Erika Landau儿童创造力训练中心

Dr. George Wise大街的一侧是特拉维夫大学的Brochim宿舍,另一侧则是爬满藤蔓的护栏。每次途径此处,我都被护栏上盛放的橙色花朵所吸引,却从未注意到原来这堵靓丽“花墙”的背后还别有洞天。直到我的老板把车开到了“墙”的另一边时,我还以为她把车停在了一堆垃圾中间。

可是这些远道而来要我帮忙翻译的中国商人并非是来看垃圾,而是要寻天才的。

护栏后的狭小院落里,是成立于1969年的Erika Landau儿童创造力训练中心。迄今为止,已有逾四万名所谓“天才儿童”(gifted children)在这里接受过创造力训练,其中包括以色列前教育部长、现任内务部长的Gideon Sa’ar。年龄介于5至9岁之间的孩子,如果在学期初的智力和情绪能力测试中达到一定标准,就有机会进入这里接受创造力训练。Erika Landau是大屠杀幸存者,在集中营里度过了童年。45年前,当她决定要为这些智力超群的儿童提供创造力训练时,没有人支持她的选择。1969年,这个刚从废墟中挣扎起来的国家所拥有的资源还很有限,政府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将教育资源分配给家境贫寒、有学习障碍的儿童,而非这些生来就已经比常人获得了更多天赋的孩子。

“他们还需要什么呢?他们拥有的已经比别人多得多了”。Erika却意识到,这些智力较高的孩子因为接受能力强,很容易就对课堂内容感到厌倦。如果智力未受到持续的挑战,他们无处释放的过剩精力很可能会使其成为捣蛋使坏的“问题儿童”;而他们本该得到更多引导和启发的天赋也会被白白浪费。对国家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此外,这些总能在课堂上最快给出正确答案的孩子,往往有人际交往方面的障碍。他们意识到自己与别的孩子不同,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不同。有时他们是恶意的施加者,有时是恶意的承受者。为了让天赋得到应有的引导,也为了帮助这些有情绪障碍的儿童,Erika筚路蓝缕,成立了这所创造力训练中心。

什么是创造力?Erika认为这是一种能在不同学科知识间构建新联系的能力,是一种能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物、针对同一问题可以给出不同答案的能力。

创造力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艺术、科学,乃至生活中一切领域获得进步的基础,是从优秀到卓越的关键。每个人生来都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创造力,但这种创造力应该如何开发和锻炼呢?训练中心的负责人Merav女士给我举了一个咖啡的例子。

“我在课堂上总是向孩子们提问。譬如我会问他们:‘咖啡是一项创造还是一个发现?’”

我回答说:“明白咖啡豆无毒,可食用,是一个发现;但知道将它磨碎,煮熟,做成饮品,则是一项创造”。

“很棒!”

听到Merav的赞扬,我不禁暗喜,心想自己果然也有点成为天才的潜质。没想到她继续往下说,“哪怕你回答是创造也是对的,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也同样正确”。

“哈?”刚聚集起来的成就感顿时烟消云散。

“因为不论是创造还是发现,你都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啊。在课堂上,还有孩子会问创造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就会让别的孩子解释,什么是创造。

接着我会给孩子们讲述咖啡豆是怎样被发现的。传说最早发现咖啡豆的是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在哪里呢?我会拿出地图让孩子们指认。

接着我问他们,你们见过埃塞俄比亚人吗?很多孩子会说,见过呀,我班上就有同学是埃塞俄比亚来的,我的邻居就是埃塞俄比亚移民。

为什么以色列会有埃塞俄比亚人?孩子们都知道,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可以到以色列生活。

埃塞俄比亚怎么会有犹太人呢?他们跟我们一样吗?你的皮肤是白色的,而你的埃塞俄比亚同学是黑色的,他们哪里跟我们一样呢?

在以色列一些学校,埃塞俄比亚孩子被单独分在一个班,不与其他白皮肤的犹太人同班,我会问孩子,你们对这个事怎么看?

从这里开始,其实就触及到种族的话题了。

你看,从咖啡出发,我们已经了解到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三种答案,而且三种都是对的;我们还谈到了历史传说,学习了地理,讲到了以色列政治,提及了种族。这大概就过去了45分钟。接下来的45分钟里,我会给每个孩子发一张纸板,然后在上面点些胶水,让他们用手把胶水推开,直至铺满整张纸板。现在的孩子都被惯坏了,他们只想摸键盘,玩鼠标,不想弄胶水把手搞脏。可是不行,你必须得做。于是他们就老老实实地推胶水。推好后,我给他们每人发一小罐咖啡粉,让他们把咖啡粉倒在纸板上,闻。然后我让每个人用另一种自己熟悉的东西来形容咖啡的味道。最后我会让孩子们用咖啡粉作画,画出这节课上他们印象最深的东西。有的会画咖啡杯,有的会画埃塞俄比亚地图,还有的会画飞机(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曾出动飞机,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接回以色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调动起孩子的各种感官,因为只有那些通过结合情绪和智力所学来的知识是永远不会忘的”。

中心创始人Erika 在2013年过世后,Merav承袭其衣钵,在这排堪称陋室的平房里继续着Erika开创的事业。关于咖啡的话题是“创造性思考”这门课上的内容。“创造性思考”是每个进入该中心学习的孩子要上的第一门也是唯一一门必修课。此后,他们可以从中心提供的70余门课程中按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这些课程从物理、化学、生物,到戏剧、电影、建筑,不一而足。

我旁听过另一堂科学课。授课人是在有“以色列的麻省理工”之称的海法理工任教的应用数学教授。一上课,教授却不讲数学公式,而是给每人发了一张白纸,然后拿出白黑红黄蓝几种颜料,让大家徒手作画,目的是通过不同颜色的混合,尽可能多地创造出新的颜色。大家把双手搞得五彩斑斓地创作了半天后,教授拿着同学们的作品开始类比发散:几种基本的颜色可以混合出其他颜色,七个基本乐音能组成千变万化的旋律,10个基本数字能构成无穷无尽的数值,26个字母能拼成成千上万的单词……反过来,世上万物都能被分割成构成它们的基本“元素”,古希腊语中tom表示“分割”,a代表“否定”,atom就表示“不能再被分割的元素”,亦即原子。但我们刚刚不是才说过世上万物都能被分割吗?原子不属于万物吗?能不能被继续分割呢?就这样,在45分钟的时间里,这些5、6岁的孩子就获得了对原子的最初概念,并且在心里留下了“原子是否还能再被分割”的疑问,留待他们进一步探索。对5、6岁的孩子而言,这可谓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Erika女士认为,知识是无尽的,而人吸收、记忆知识的能力却是有限的,因而人不可能将世上的所有知识都像填鸭一样全塞进脑子里。教师能做的,只能是教会学生获取新知的方法。什么样的方法呢?提问题、倾听他人、与其他学科对比,是一种方式;而更根本的则是要将智力和情绪相结合。大脑作为思考的器官是会衰老的,当我们老去,记忆力下降,之前学过的很多内容也会逐渐被忘记。然而我们的心灵不是器官,也不会衰老,当我们老去,我们仍能感知喜悦与痛苦,会笑,会哭。Erika Landau中心的老师们相信,体验式教学是最有效的学习新知、培养创造力的方式,一切知识在这里都必须通过亲手实践、亲身体验来获得。

每学期有700余名孩子到中心接受培训,每周一至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Erika建立中心的初衷并非是要与常规教育体系竞争。相反,她认为学校的教育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心的所有课程都从下午4点半、学校放学后开始的原因。虽然为了获得入学资格,孩子们需要通过由专业测评机构提供的智力和情绪测试,但是在训练中心,不会有任何考试或排名。“因为创造力是没有对错,没法比较,无法排名的”。那么如何评价教学成果呢?从孩子对课程不减反増的兴趣,从他们步入社会后在各领域的杰出成就,从历届“校友”想把自己的孩子又送到中心学习的意愿中,老师们愈发深信,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事业。

这个国家最聪慧的一些稚嫩心灵就在这七八间简陋的平房里接受着最初的创造力训练,并从此走向与众不同的、更广阔的人生。每念及此,我都不禁为这之间强烈的反差唏嘘不已。在只有桌椅、黑板、十平米见方的房间里,孩子们用手机的闪光灯模拟摩尔斯电码,争相破译对方的密电;在堆满建筑材料的教室里,孩子们用纸板拼接着金字塔,从丰乳肥臀的女子泥塑中体会远古社会的生殖图腾;在老师“贡献”出自己宠物的课堂上,孩子们学习着哺乳动物的奥秘,讨论着素食主义的话题。

不过,智识的开发并非是中心的唯一宗旨。自中心成立以来,Erika就将大量精力放在情绪研究方面,思考如何能通过积极引导,使这些智商超群的儿童能够自由地施展才华,同时学会尊重与聆听他人,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很多在此学习的孩子是被忧心忡忡的家长送来的。他们或是在学校调皮捣蛋,让老师不胜其烦;或是因与同学相处不洽,遭到排挤和冷遇;或是因严重缺乏自信,即使知道正确答案也几乎不敢在课堂上举手发言。在训练中心,心理专家会随时介入课堂,对学生进行引导;家长也被鼓励与心理专家沟通,以期共同解决孩子面临的心理问题。我去的那天,训练中心的心理咨询室刚布置好,七八平米见方的小房间里倒挂着中国商人当作礼物赠送的《清明上河图》。

在这里,因为每个人的答案都是正确的,所以你必须学会尊重与聆听;因为每个人的作品都有闪光之处,所以你必须学会赞美与欣赏;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和情绪都得到充分关注和尊重,所以孩子们在接受智力挑战的同时也在逐渐克服之前的羞怯与恐惧。

有天赋的孩子在成长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Erika认为,首先是他们周围的环境对其天赋、能力和志趣的漠然。这些孩子被期待成为他们“应该”成为,而不是本性使他们“能够”成为的样子。事实上,他们真正能做的,比社会期望他们应该做的要多得多。“光有高智商并不成其为天才”。来到训练中心的孩子们,虽然智力超群,但还远不是Erika女士眼中的“天才”。对Erika而言,天才意味着智力、情绪成熟度、社会融入度和创造力这四者间的良性互动,只有当其个性各个方面的潜能都被挑战激发后,他的天赋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

其次,这些有天赋的孩子在成长中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易感到焦虑。“好似他们比别人少了一层皮肤”。这种焦虑在战时或常有恐怖袭击发生的地区会表现得更明显。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危险,但并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很多家长试图让他们避开危险,避谈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情绪是需要疏导的,这些孩子需要的不是回避,而是将自己的焦虑诉诸言语的机会,他们需要被告知正在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明白他们的父母究竟是如何处理这一切的。

“1973年六月,我们对孩子进行了入学资格测试。当年10月,赎罪日战争爆发。11月,我们再次对这些孩子进行了测试,发现他们的得分比之前要高,尤其在创造力和语言能力方面分数提高更加明显。他们的警觉和焦虑促使他们阅读更多的报纸、听收音机、看电视、提更多的问题。但这绝非意味着我们应该有更多战争或恐怖袭击。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因为担心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以色列,尤其是特拉维夫的很多学校都停课了。很多家庭在空袭警报拉响期间待在室内,闭门不出。在复课的第一天,我问一个九岁的男孩,停课期间他害不害怕。他回答说:‘在战争期间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害怕,那时我一直和爸妈待在一起,我们谈论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全家都在一起,所以我感觉并没有那么糟’”。

在一次访谈中,Erika谈及自己创立这所创造力训练中心的初衷。

“在集中营时,我们的营房里有一位年迈独身的艺术史学者。他没带多少御寒的衣物,但是带了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的复制品。每天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给我介绍Botticelli, Philipino和许多其他的画家,回答我无穷无尽的问题。在讲到Botticelli的那幅《Judith与Holofernes之颅》时,他对我说,‘Erika,你瞧,过去也有很多犹太姑娘遭受折磨和苦难,但最终她们都活下来了’。这位艺术史学者在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第一个冬天逝世,但他的话语给我带来的力量,却最终支撑我熬过了在集中营的四年时光。很多年后,在佛罗伦萨的Uffizzi,站在那幅画前,我许诺自己,要去帮助那些总是充满好奇的孩子,通过挑战他们的才能,鼓励他们不断去思考,去作为,去和他们内心的自己以及他们周围的世界沟通”。

七十年前,一个女孩的问题在集中营里得到回应;七十年后,她向更多好奇而孤独的心灵张开了怀抱。

在训练中心,孩子们一直被鼓励去提问、去质疑,去给出自己的答案,去自主选择。四十五年来,成千上万的孩子从这里迈向漫长的人生,却又在此后一次次回来,为中心捐款,或成为教师,或是将自己的孩子送来接受同样的教育。四十五年后,当初嘲笑Erika为天才儿童提供额外训练的人们也渐渐改变了观点。以色列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二、三年级的小学生进行相关测试,从中挑选出超常儿童,并为其提供免费的额外训练项目。

与众不同是一种天赋,而如何发挥这种天赋,将其运用于创造,则需要持续不断地接受智识上的挑战,和情绪上的鼓励。

十五年前,如今已成为训练中心负责人的Merav还是一个因教育理念“不合常规”而得不到认可的教师。Erika听说了她的故事后却双眼一亮:“你的想法不合常规?太棒了,到我这里来做老师吧!我们最欢迎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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