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与以色列共同成长、参与国家建设、为其成就贡献力量、参加战斗、经受失利、为胜利狂欢并见证国家转变的人来说,第68个以色列独立日是让人又喜又悲的日子。他们既感受着以色列成就的骄傲,又为以色列能否继续完成构建公正社会的使命以确保国家持续发展而深深担心。

以色列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既非外部威胁也非军事问题(尽管两者毫无疑问的确存在且将继续存在),而是内政与原则问题。这就要求有对国家最近走向的仔细、诚实且往往痛苦的评估,从而调整以色列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如今已有许多个人和团体致力于此,然而官方层面却尚未重视。以色列广义上的生存取决于其自我平衡的能力。

以色列国建于二战余烬之上,既是经受屠杀的犹太人的避风港,也是重建世界的希望之源。“自由、正义与和平”的理念与“对所有公民无种族、宗教信仰、性别之分的社会与政治全面平等”理念是植根于其《独立宣言》的愿景本质所在。

以色列如今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在于,在近年浮现的诸多让人担忧的问题面前应如何重塑上述原则。这一挑战包括对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系统性歧视、日益增加的种族与宗教偏见、扩大的性别不平等及日渐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正如亚伊尔•戈兰(Yair Golan)将军的机敏劝告:“没有什么比憎恨外人、制造恐慌和播撒恐惧更容易。”摆在每个想要确保以色列生存的人面前的问题再清晰不过,对此戈兰还有一句充满勇气的话:“我们必须讨论怎样才能从当前偏狭、暴力、内部毁灭等诸多道德败坏的情况中挣脱出来。”简言之,以色列社会急需找回其有人性的一面。

第二个挑战紧随前一条,那就是对当前公共领域部分大行其道的言论进行修正检查。在种种尖刻文字的阻碍面前,以色列人已失去持有异议、辩论、讨论和探究不同观点的能力。人权组织因对以色列滥用人权的现状以文件形式记录下来而被嘲笑,那些人权积极分子的忠诚度因而被人怀疑(近日对B’Tselem和亲以非政府组织Breaking the Silence的攻击都是例子)。诸如已故的梅尔•达甘(Meir Dagan)等国防代表人物都因质疑以色列发展的合理性而被公开批评。以加迪•艾泽科特(Gadi Eizenkot)司令为代表的军队高层严厉斥责并要求减少实弹射击数量、以作战命令为依据进行实弹射击。如今亚伊尔•戈兰就因关于大屠杀的言论而被总理内塔尼亚胡攻击。

任何严肃的自我审视都离不开公开讨论,任何关键的政策精简或政策交替都离不开观点互换。然而在以色列当下的流行风气中,观点的自由表达和对各种观点进行严肃讨论之间的不同再也清晰不过了。有些言论有时是公开歧视的、有害的甚至完全种族主义的观点。以色列在必须面对现实、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候,要采取措施鼓励意见交换,这不仅指非公开领域,更指公共领域。限制辩论不仅侵害基本自由,还会造成最高层面的社会瘫痪。

如今以色列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或许也是最急迫的挑战,是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无论如何,约旦河西岸现状良好的幻想再也站不住脚了。国际社会已对以色列定居点扩张和持续的攻占失去耐心,巴勒斯坦的自决要求不仅正在付诸实现,也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推进,多数以色列人也承认过去一切不等于未来。现如今不公平的“一国制”现实不仅与世界通行准则与犹太准则相悖,更让人怀疑以色列是否有能力维持自身犹太主导的民主国家地位。

在此明显的僵局下,在中东问题四方重新参与斡旋、法国提议就巴以问题于今年夏天召开国际性会议、外部主要国家重新参与推动和平进程的同时,以色列国内不同党派也提出来不同的措施。在政治议题的边缘上,越来越多的是关于一国制(不尽相同)的构想。以色列司法部部长阿耶莱特•沙凯德(Ayelet Shaked)已准备立法以在约旦河西岸推行以色列法律(变相的兼并)。一些措施也被加以修改推行——多数近日由主要在野党“复国主义者联盟”推行——以实行统一的方案将以色列与“绿线”另一边的巴勒斯坦地区分开。一些学者、社会活动家乃至总统鲁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都逐渐认为,双方结盟可作为另一种解决方案。。很快,以色列就必须(在外界压力或者最好在内部动力驱使下)决定应如何推动构建可行的方案结束50多年的占领和长达一个世纪的冲突。

目前尚不清楚当前政府可以推进这一政策转变。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直拒绝处理该问题,自2009年重新上台以来,他的执政能力也日渐衰微。

实际上,以色列面临的第四个挑战也与此相关。该挑战不仅与制定和执行诸多领域议题——从天然气等其他以色列稀有资源的未来、预算问题、宗教与国家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到作为核心关切的安全问题——的社会政策的能力有关,还与维持以色列政府机构执政水平的能力有关。当前以色列政府执政危机已影响到了三权(行政、立法、司法)平衡,导致权力个人化和集中化,进而造成公共腐败增加、公民形成社会疏离感,这一点在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力制衡中更甚。此外,执政水平下降反过来也会影响以色列安全,2014年针对加沙行动起草的总审计长报告也表明了这一点。

要注意的是,执政能力的恢复——尽管不像其他议题那样激动人心,却绝不比其他问题份量轻——既需要专业能力又需要全力执行。各机构和专家团提出了一系列在行政部门、司法机构、当地政府和决策制定者行为等方面必须进行的改革。以色列若想继续存活,国家的治理水平则必须提升,因而采取并实施这些建议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以色列和以色列人面临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同时也是最晦涩、最深刻的挑战,与以色列的身份认同和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有关。如果过去以色列的犹太元素与民主元素尚存在些许平衡,近年来以色列的国家与民族内涵逐渐融合,造成了对以色列本质的狭隘并带有种族优越感的理解。这一在现在看来带有霸权性质的定义削弱了以色列身份的民意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的犹太主权概念,贬低了非犹太公民的地位,因而减损了其民主根基。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本身被削弱和限制了,应个别利益而牺牲了共同利益。

然而对许多以色列公民来说,以色列公民身份是一种高于一切的纽带,是身份的来源,可以包含诸多宗教、文化及历史身份(其中犹太身份是主流,但其他遗产也有空间)的定义。在这一广义上,重建公民身份及以色列国对他们来说是以色列长久发展的关键所在。

对与以色列一同成长的一代人来说,如今的以色列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这可喜又可悲。在庆祝又一个独立日的同时,以色列人也在通过重申和更新其指导准则,加强公共空间活力、决策制定意志力、国家能力及其民主的、犹太的身份,寻找适合国家发展的新渠道。他们的成功将能保证以色列不会像68岁的退休老人一样退出历史舞台。

本文作者娜奥米•卡赞(Naomi Chazan),原以色列议会副发言人,现任特拉维夫-雅法学院政府与社会学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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