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阿拉伯人即以色列境内获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人,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约有20万阿拉伯人留在了以色列境内,他们后来都获得了以色列国籍,成为以色列公民。1980年以色列合并东耶路撒冷后,一部分原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也获得以色列护照成为以色列公民。截至2013年5月14日,以色列总人口约800万,其中犹太人口约600万,阿拉伯人约160万人。从人口分布看,以色列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海法、耶路撒冷地区及南部内盖夫沙漠地区。从宗教信仰看,他们主要分为:伊斯兰教徒占70%、基督教徒占21%和德鲁兹人占9%。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以色列阿拉伯人口连续五年保持较高出生率和青年人口比例,人口增长速度约为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两倍。其中约73%的阿拉伯家庭拥有至少一个小孩,而只有42%的犹太家庭有小孩且高达30%的犹太家庭没有生育抚育小孩。此外,就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来看,只有10%没有收入的阿拉伯家庭接受了政府社会保险救济,相比之下,约有40.6%没有收入的犹太家庭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原因在于,以色列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每位公民无论男女都至少需要服役2-3年,但由于以色列建国的特殊历程和尚未解决的巴以争端问题,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不具备服兵役的权利,因此与服役相关的众多社会福利和政府保障便无法享有。这便直接造成了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与犹太公民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对等。

总体而言,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口分布特点和其与犹太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别明显。

首先,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整体上处于劣势地位。虽然以色列《独立宣言》和《基本法》均宣称给予其所有公民不分种族、宗教或性别同等的充分的民主自由和社会权利,但事实上,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城市化水平、住房、教育、就业、政治参与和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并不平等且差距较大。单就教育状况来看,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人的教育投入甚少,其人口平均入学率仅为犹太人口的一半。同时,教育体制中的选拔、教学和考试机制均为希伯来语的语言门槛也客观限制了阿拉伯人接受教育,并逐步发展出鸿沟。

其次,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犹太民族在地理分布和社会往来上严重“隔离”。从社会交往层次看,虽然同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的阿犹两个民族之间基本上没有交集。双方在价值观、宗教、信仰、语言、生活方式等文化上的差异难以沟通。现实中,由于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以色列当局对阿拉伯人聚居区实行军事管制,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直至1966年,因此阿拉伯人在自己的聚居区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学校、商务服务体系和宗教机构,基本保持着他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

从族群心理层次看,由于以色列建国之初便深陷战乱和领土、族群冲突及地区博弈之中,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互相保持着强烈的戒备之心。对于以色列阿拉伯人而言,原生性和亲缘性的巴勒斯坦人及大阿拉伯族群认同感使得他们不得不在每次阿以地区冲突和国别战争中支持、同情阿拉伯人;但政治上以色列“二等公民”的身份和相对巴勒斯坦人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得他们难以割舍。对以色列犹太族群而言,对阿拉伯人的境况和对巴勒斯坦际遇的同情又时常不得不屈从于政治压力和安全政策。

是故,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处于以色列公民和阿拉伯民族认同的张力之中,受制于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阿以、巴以关系,和阿拉伯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阿拉伯人的意象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是一个既受民族情结与历史传承因素困扰又与人类普遍情感相谐相通的独特而奇妙的现象。

19世纪80年代至建国前,涉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希伯来作家主要有哈伊姆▪布伦纳、伊扎克▪沙米、耶胡达▪伯拉等,他们是人道主义者,关注阿拉伯人本土生存现状,赞赏阿拉伯人同土地的天然联系。关注20世纪初以来阿拉伯人的命运,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他们笔下的阿拉伯人富有明显的东方神秘色彩,他们刻画的阿拉伯人的生活也大致与建国前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几个世纪以来的现实相吻合,显得平静而少有战乱,共存又并非绝对和谐,展现了富含人类学的阿拉伯人与土地的耕作状态的生活图景。

第二阶段的本土作家大多出生于建国后的巴勒斯坦,代表者有沙米尔、迈吉德等,他们关注新兴犹太国家建立后的阿拉伯问题。如伊兹哈尔的短片小说《犯人》,讲述一个发生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时期以色列犹太士兵和被俘虏的贝都因游牧阿拉伯人之间的故事。以色列士兵一方面在情感上与阿拉伯人比较亲近,同情他的遭际,也知道他的无辜;但同时又不得不屈从于社会和政治压力,生动展现了犹太族群与阿拉伯族群两方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以来的希伯来文学作家更加关注几十年来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权利和身份困境。代表作家有约书亚、阿摩司▪奥兹和大卫▪格罗斯曼。这一时期希伯来文学中的阿拉伯意象更复杂,一方面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认同与反思,另一方面又无法忽视因为政治与安全的追求使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社会日益边缘化的残酷现实。因此,当犹太民族的古老文化传统、以色列国的政治追求与近现代世界的种种冲突和挑战、与人类原生性的对人道主义和普遍平等的追求冲突时,文学便成了对这些传统、冲突与挑战的特殊阐释。并且,现代希伯来文学早已从单纯为塑造以色列国民性的政治工具发展成为世界文学史中独特辉煌的一支,既关怀犹太人的大流散、大拓荒、大屠杀遭遇和建国史,亦关注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存权利和认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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