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十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其他任何一次最近的事件都能预示着中国重新成为经济和政治超级大国。习近平主席坚定自信的语气与中国前任领导人表现出的谨慎、低调、谦卑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让西方出乎意料。但是对于那些在中国生活的人来说,习主席在党中央的讲话并不令人意外。

以色列人应该注意,这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当时中国是一个以低成本制造业着称的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与以色列的贸易勉强超过5000万美元。现在的中国也不是21世纪初的中国。21世纪初,中国对以色列市场的投资兴趣尚未萌芽,甚至仅仅在五年前,中国对以色列当地的技术投资生态系统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中国以色列贸易总额超过100亿美元。中国公司在以色列投资了大量项目,以及数十家本地公司。中国公司不再容易被以色列的技术近乎神话的眼光所迷惑、认为任何地方的创新都是开创性的。相反,深圳的中国工程师比以色列全国的工程师数量还多,是以色列科技公司雇员人数的100倍;中国的投资者和制造商本身已成为领先的技术专家,对外国的高科技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盛产高科技的强国,拥有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华为、光启等国际一流的技术企业。只有以色列最顶尖的创新才会给中国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出口市场和投资来源,中国更接近美国和西欧的模式。这一现状对以色列公司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这是一个挑战。中国有六亿中产阶级。他们拥有强大的购买力以及丰富的资金。而对于那些将目标群体定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以色列公司来说,他们必须作出重大调整。

以色列公司如何适应新形势?

首先,任何想进入中国市场竞争的公司都必须提供反映当地市场独特需求和品味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英国和德国是非常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的文化和商业框架基本上是一样的。中国代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具有自己的文化标志、商业逻辑和世界观。仅仅将英文营销材料翻译成中文是行不通的,汉化很容易,中国化却很难。

其次,要有效地与中国同行进行合作,在中国市场设立常驻机构至关重要。中国的商业文化比西方国家要谨慎得多。就像在其他社会中,传统的家庭和社区关系是信任的试金石一样,中国商人期望与外国的合作伙伴面谈、用餐和相处。通过电话会议、电子邮件和PPT的形式与中国商人沟通通常不会像与加拿大或意大利商人那样产生同样的沟通效果。再加上以色列与中国之间的距离,在中国市场设立常设机构并且开展业务是对任何希望成功打入中国市场的以色列企业的必要条件。

第三,为了吸引投资或展开任何形式的商业合作,以色列人需要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产权。五年前,中国风险投资人和战略投资者探索当地科技生态的第一批投资目标有许多是大学研究实验室和孵化器。中国投资人的做法常常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更有经验的投资人相比,后者会更仔细地看待商业计划的实力、底线和退出机会。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今天的中国企业是创新的、有活力的,并且非常专注于自身研发实力的培养。中国金融家已经对创业公司和创始人的美好承诺持怀疑态度,这与他们与日俱增的跨境头并购经验有关,与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活跃投资活动也有关。以色列需要提供的是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并且具有一定的客户基础和明确的市场战略。这本是以色列初创企业成功的传统驱动力——以色列创业者和企业家擅长在有限的预算下进行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突破性创新。

过去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关注并投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视觉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强国。以色列企业现在是时候适应中国2.0的新规划以及新形势下中国市场给以色列公司提供的巨大发展机遇。如果我们不能尽快适应,我们就会错过这一代人的绝佳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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