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首先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Jewish state),但其他民族应该有权利以市民(citizen)的身份居住, 享有平等权利。” 国会议员Ze’ev 说道。

11月29日,恰逢联合国通过181号分治协议的日期,希伯来大学邀请了一位以色列国会的议员,来跟我们国际学生谈谈政治。

15317761_10154858539834074_1336287430439295948_n

被邀请的议员叫Ze’ev Begin(图片最左边),他代表右翼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在国会唇枪舌战16年,同时也是我校的校友。老先生今年已经74岁,但身体硬朗,他声如洪钟地强调犹太民族主义的历史观:

“长达千年的苦难,以及遭遇的直接仇恨,证明犹太人在欧洲没有未来。所以我们扛起了锡安主义的旗帜,将一个婴儿般脆弱的国家,一步步发展至今天的繁盛。”

这其中,最令他自豪的是希伯来语的复兴——在他年轻时,没有人使用希伯来语,即使是祈祷的宗教拉比,也是只懂发音而不懂词语的含义。“但现在,我们做爱也用希伯来语”,老先生风趣地说道。

不过老先生也提及,以色列并非沙文主义,“其他民族也应该以市民(citizen)的身份居住, 并享有平等权利。”

虽然没有宪法,但不能说明以色列不是民主国家……我们的最高法院能保护好少数派的权益。”

谈笑风生后, 轮到国际学生的提问时间。

作为中东领域的研究生,笔者抢占了首个提问机会,问道:“您强调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据我所知,目前以色列只有模糊的基本法,而没有成文的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证明以色列是共和国家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备而来。

民主,仅意味着由多数人掌权(majority rules),但缺点是容易催生民粹,所以在大多数民主国家,立国之初往往会修订一部宪法,以保障少数派的利益, 不会被多数人侵犯,亦就是俗称的共和。笔者和部分法学院的同学认为,以色列长期以来没有宪法的理由,既有领土扩张的考虑,也有阻止阿拉伯人玩文字游戏的意图——毕竟共和制国家最大的特点是民族平等。

Ze’ev先生听完问题,面露难色,他坦诚地说这个很难回答。但他还是表露了自己的观点:民主和自由比其他事情(共和)更重要。

他强调民主的宝贵,并且认为没有宪法的以色列依然运行地很顺利,举例来说,英国和冰岛也没有宪法,但他们并不比拥有宪法的朝鲜逊色。

“在朝鲜这类国家,即使有宪法,但他们的最高法院并没有种去对抗政府或议会。但在以色列,在英国和冰岛,最高法院能保护好少数派的权利。”

这个回答乃意料之中。说实话,笔者对其混淆民主与共和的部分不太认同。而其中有两点明显值得商榷:首先,冰岛拥有宪法;其次,英国本来就不是共和制国家。正因如此,英国的司法系统才会采取案例法(common law)以弥补没有宪法的缺陷,但以色列的司法系统则处于夹杂案例法,大陆法和宗教民法的混乱状态。

虽然笔者认同站在经济稳定的角度,目前以色列需要右翼的现实主义者掌权,而不是咬文嚼字的左翼,但是没有清晰的宪法和司法系统,对社会长期的发展始终是一个隐患,尤其在私有产权的保护方面,这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似乎并没不看重这一点。

不过追问的时间是有限的。话题随着其他提问,很快转入了大众更关心的难民问题。 这位利库德党员显然胸有成竹,在这个问题上游刃有余,他说:

”自48年以来,难民们已经繁衍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了。这种情况下,哈马斯、伊朗和黎巴嫩主张让所有的阿拉伯难民返回原本的、物理意义上的家;哪怕被破坏了的建筑,也要原样重建。这些是十分严苛的条件,[以方不可能接受的]。”

利库德党员认为,难民问题应该循序渐进且按照现实情况,通过协商解决。但是巴勒斯坦方拒绝现实方案的态度,是难民问题最大的阻碍。

 我们不可能在巴勒斯坦人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谈协议。他们在今天还想着,一定要以联合国1948年的协议来处理难民问题,即[一次性]让所有难民都返回原来的地方,并以此为借口,拒绝以方“先安排一定数量的难民回归”之类的决定。”

Ze’ev告诉在场的国际学生,以色列政府很早以前便尝试提供另外的解决方案,试图安置一定数量的阿拉伯难民,但屡屡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拒绝了。 这是他和国会同事们所无奈的现实。

笔者认为,Ze’ev先生在难民问题上的回答具有价值。所有长期的问题,都不可能一次性解决的,循序渐进是最佳的出路。

毕竟60多年过去了,如果再不妥协,当第一代难民全部在难民营中凋零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悲剧,必然会演化为无法释怀的世仇。如果双方愿意妥协,让部分受害者获得赔偿,重返到原来的家园,这至少能令遭受悲剧的部分人在结尾获得些许安慰。

img_0005

(图文与视频/贵铭豪)

(本文所有内容仅授权《以色列时报》,转载请联系作者)

所有观点、事实和任何媒体内容都由作者个人发布,以色列时报不对内容责任。如发现恶意言论,点此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