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正准备应对联合国就最近的加沙冲突对其进行的调查。该调查将再次使人们认识到建立国际性反恐机制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对新疆恐怖分子、俄罗斯对车臣恐怖分子、以色列对加沙恐怖分子以及美国和欧洲对本国伊斯兰圣战者的打击,国际社会需要对恐怖主义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同时建立起一个类似于核不扩散机制的国际性反恐机制(尤其是核恐怖主义。)

这项任务尤为紧迫,因为圣战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开展“法律战”,即通过法律实现军事目的,另一方面正通过绑架法律危害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及法律本身。

为了建立全球反恐治理机制,利益相关者如中国、俄罗斯、美国、欧洲以及广大国际社会最终需要决定,什么情况下一个政府的合法反恐行动及自卫权利或部队保护会变成人权侵犯、种族屠杀或战争罪行?

当一个政府的军队同时需要恢复并维护人权时,恐怖分子使用人肉盾牌以及违反国际法的做法给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该政府应采取什么措施依法保证其行动的自由?

这些正是令以色列、中国、美国和北约头疼的问题,因为他们面临着不断壮大的恐怖组织如ISIS、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和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这些恐怖组织正试图模糊反恐行动和人权侵犯之间的界限。

反恐和人权

在7月份新疆发生恐怖暴力袭击事件后,土耳其媒体指责中国的反恐行动为“种族屠杀”。报道后不久,8月11日,国际特赦组织在发布了一篇报告,控告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行动期间可能犯下了战争罪行。

“我们调查的案件涉及140多名平民死亡,没有一起案件是由美国军方起诉的。”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地区负责人理查德•班尼特(Richard Bennett)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指向可能犯下战争罪行和非法杀害的证据似乎一直被忽视了。”据国际特赦组织估计,在2009年至2013年北约军事行动期间,约有1800名平民丧命。

如今,以色列正面临着联合国就其在反恐行动期间可能犯下战争罪行开展的调查。该调查是否将使中国新疆维稳或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成为后续调查的对象?如果是,这些调查是否会阻碍上述国家和组织未来的反恐行动?

恐怖主义和法律战

在弱者试图击败强者的不对称作战中,法律战越来越成为恐怖分子的有力武器。

前美国军法署副署长查尔斯•邓拉普(Charles Dunlap)将军称法律战为21世纪战争最新的特点。他还指出,附带伤亡的过度法律化促使北约的律师在巴尔干战争中迅速成为空袭的作战指挥官。

恐怖分子很清楚这个致命弱点。正如邓拉普将军所指出的,他们随时准备着利用人道主义击败敌人。

举个例子,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最大的弱点是其空袭的准确性。2008年,华盛顿时报报道了一个塔利班武装分子的感叹之辞,“坦克和装甲没什么大不了的。武装分子才是杀手。除了喷气式战斗机,其他我都可以应付。”正因如此,他们试图通过篡改北约空袭导致的平民伤亡人数以夸大空战武器的杀伤力,同时又在清真寺和国际关怀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建筑中藏匿重型武器,希望能够制止袭击或者制造关于附带伤亡的新闻事件。

鉴于此,达成一致的国际规范性反恐战略应该是怎样的呢?假如非政府组织地区被用于秘密藏匿军事装备,而非政府组织又没有对此进行申报,那么他们是否有罪,是否成为了战争罪行之一欺瞒行为的协助及教唆者?再者,假如平民志愿成为人肉盾牌,他们是否丧失了其非作战人员的豁免权?

反恐机制的必要性

再次声明,巴尔干战争非常具有启发性。

据邓拉普将军称,巴尔干战争期间,塞尔维亚平民故意占领了贝尔格莱德的桥梁,意图制止北约的袭击,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豁免权。为了保卫其他情况下为合法军事目标的桥梁免受袭击,桥梁上的平民放弃了自己的非作战人员豁免权,因为本质上他们成为了桥梁防御系统的一部分。

然而,如果全球反恐机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性的共识,恐怖分子将继续利用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法开展法律战,对抗各个主权国家,因为不同国家对恐怖主义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定义。

最后,冲突过后的调查可以是法律战的另一种形式,不仅包括正式调查如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进行的调查,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展的调查。

赫勒•白令(Helle Bering)在其《国际刑事犯罪马戏团》一文中指出,美国民众不会允许美国军队在诸如国际刑事法院(ICC)等庭前受审,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甚至连美国军事法庭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确实,巴尔干战争后对美国违反武装冲突法的虚假指控几乎确定了其不会在短时间内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的条款。因此,美国和大多数北约成员将不太可能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一员,并以战争罪行的名义审判以色列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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