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我出生于白俄罗斯的城市维捷布斯克。这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二个夏天,生活很萧条,一切正步履蹒跚地回归熟悉而单调的常态。作为牙医父亲和妇科医生母亲的长子,我有一个相当无忧无虑的童年,顺利地在市郊附近成长,而不像我大部分的童年朋友那样总是要担忧日常生活的供给。

然而在我的童年岁月甚至少年时期一个阴影始终伴随着我。那就是纳粹大屠杀的恶霾,尽管很多人选择对此永远缄默不提,但它始终笼罩着我们。人们用忧郁的声调来称呼被残害的家庭成员或者朋友的名字,用怪诞的方式来表现他们,就好像他们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可我知道他们已不在人间。

更奇怪的是我的俄罗斯同辈对犹太人的厌恶。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们讨厌犹太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大人们告诉我,这些俄罗斯同胞都知道一年前发生在邻居犹太人身上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和战争前一样地讥讽和漠然地对待犹太人。我无法理解这些。为什么他们如此充满仇恨?犹太人对他们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他们从哪里得知那些讲述有关犹太人可能的所作所为的诽谤和恐怖的故事。

正如医学专业的家长所期望的子承父业,我就读医学专业作为我的职业“选项”。我学习了生物控制论——研究人体系统的科学,就这样我成为一名在圣彼得堡血液研究所就职的科学家和研究者。然而,当我在幻想着自己豪情洋溢地站在瑞士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奖台上的时候,埋在我内心深处的渴望浮出并占据了我的意识。

“我想要知道这个系统,”我开始思考,”我想要知道一切事物是如何运行的。”但首先我开始思索的是为什么一切事物以这样的方式来运行。

科学家的本性推动我寻找能够解释一切的科学答案,不只是研究如何计算物体的质量或者加快其下落速度,而是要找出导致物体最初开始存在的根源。

由于我无法从科学中找到一个回答,我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经历两年列为被拒移民者(被政府拒绝移居到国外的当地犹太公民)后,我终于拿到了许可证并在1974年来到以色列。

在以色列的日子中,我不停寻找一切事物背后存在的意义和原因。来到以色列两年后,我开始学习卡巴拉。但是直到1979年我才找到我的老师拉巴什(Rabash),他是耶胡达·阿斯拉格(Rav Yehuda Leib HaLevi Ashlag)的长子和继承人,阿斯拉格因其著作”对光辉之书(The Book of Zohar)的阶梯(Sulam)注释”被尊称为巴拉·苏拉姆(意思是阶梯的主人)。

最终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每天每时对新的启示我都吸收到新的领悟。如同拼图似的,在我面前现实的各个部分一个接一个拼在一起,世界的一个连贯的画面开始形成,在我敬畏的眼神前,就好像迷雾自身在显现其形状。

我的生活转变了,我沉浸在学习中并尽我所能在各个方面协助拉巴什,幸运的是每天我只需要工作几个小时就足以支持我的家庭,得以在其余时间一门心思地尽最大可能,最大深度地汲取智慧。

对我而言,这是我梦想的生活状况,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居住在我真正感到自由的国家,毫不费力地过上了好日子,并且为我终身的疑问找到了答案。

这些持续的疑问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卡巴拉中我找到了这种现象为什么发生,为什么顽固存在的原因,以及最终要的是,我们必须做什么以根治它。事实上,反犹太主义是人类社会中心位置的痛处,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离开巴比伦到如今,它是世界承载近4千年未愈的痛楚的反复发作。

卡巴拉告诉我,亚伯拉罕动员他的人民团结并曾经再次实现“一样的语言一样的论调”(创世纪11:1)的高度,正如过去有过的那样,而那时巴比伦的统治者宁录却阻止亚伯拉罕传播其思想。随着一步步的学习,我开始发现我们的世界现在需要的正是同样的团结,即亚伯拉罕和其团队及子孙所发展的友爱和互相担保的方法,宁录制止他向其巴比伦的兄弟姐妹们传授该方法。

有一天早上,我的老师拉巴什,教给我巴拉苏拉姆的《对光辉之书的导读》。在结尾,巴拉·苏拉姆写道,除非犹太人民把走向团结的知识和指导传授给全世界,不然世界各民族将会鄙弃和羞辱他们,将他们驱逐出以色列领土,而且无论他们在哪里都会折磨他们。我之前阅读过那篇深不可测的文章,然而在那个早晨它强烈冲击了我的灵魂深处。我从内心感到我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去了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小镇Kfar Saba的Kolel(犹太神学院),它以我敬重的导师的名字命名的。在地下室,拉巴什向我展示了一个装满了手写稿纸的纸箱。他问我可否把它拿到车里并运回到他家里。

我把箱子放到车尾箱,在回家的路上我问他里面的稿纸是什么。他随意地咕哝了一句“一些巴拉·苏拉姆的旧手稿”。我看着他,但他直望着前方的道路并全程保持着沉默。

那一晚,在巴鲁克·阿斯拉格家厨房中的灯通宵达旦地亮着。我呆在那里细心阅读每篇稿纸,直到一张手稿让我停下来,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拼图的一部分,甚至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转折点,是我自此以后的进程中所迈出的第一步。

我找到的手稿,也就是现在巴拉·苏拉姆的著作“有关最后一代的文章”,讲述了痛苦和渴求,爱和友情,拯救和承诺的故事。我找到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个寓言讲述了迷失在沙漠中又饥又渴的朋友们。其中一个朋友找到了充满丰盛拥有一切喜悦的居所,他想着其他可怜的兄弟们,但他已经离他们太远,不知道他们身处何方…他开始大声呼唤并吹响了号角;也许他那些可怜而饥饿的朋友们会听到他的声音,寻到路因而来到这个充满了一切喜悦的丰盛居所。”

“其实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我们伴随着全人类都已经在可怕的沙漠中迷失了,而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伟大丰富的宝藏,也就是卡巴拉书籍。它们满足了我们渴求着的灵魂,以大量丰盛的内容与和谐来充满我们。”

“我们感到满足而且获得了更多,但是我们的朋友无助地留在可怕的沙漠中的记忆深印在我们的心里。距离那么遥远,语言无法筑成我们之间的桥梁。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设立这个号角用力吹响,那么我们的朋友就可能听到并走进我们从而和我们一样地快乐。”

“知道吗,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人,卡巴拉智慧的实质包含的知识是从高尚神圣的地方降临到我们低劣的状态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卡巴拉智慧中发现,所有未来的改正状态都是预定好从先于我们的完美世界中流传下来的。通过它我们将会知道如何改正我们的道路而前进。”

“想象一下,比如,一些今天被发现的历史书籍,它描绘了一万年后的最后几代人,描述了那时的个人和社会的行为举止。于是我们的领袖要寻求每个律师顾问按照其模式相应地安排这里的生活,而我们将达到‘在我们广阔的领域中不再有不满者’的状态。腐败和可怕的痛苦将会停止,所有一切将会和平地回归其位置。”

“现在,尊贵的读者们,这本书就在你面前的柜子里。它明确阐述了在最终的日子里政治家和私人及公共生活状态的全部智慧。它就是卡巴拉的书籍,它讲述了改正的世界的状态…打开这些书籍你将看到所有在最终的日子中将会出现的美好的行为举止,而且你也能从中找到很好的课程教授自己如何安排今天的世俗生活。”

“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我决定揭示我在研究和阅读这些书籍中发现的,我们预定的未来需要执行的改正的行为。我决定带着这个号角走向世界人民,而且我相信并预见到这足以汇集所有应该开始学习和探究这些书籍的人们。那么他们将宣判他们自己以及整个世界应受的广泛美德。”

大约在发现这些手稿的一年后,在导师的指引和支持下我出版了最早的三本书籍。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出版书籍,同时我也通过其他很多方式来传播卡巴拉。

今天的现实非常严峻,正如巴拉·苏拉姆所想到的,人们通常没有耐心和愿望来研究书籍。但是这个智慧的实质,即爱和团结是所有现实的根基,它也是卡巴拉灌输给从事该智慧的人们的根基,它始终保留在其中一如既往地起着效应。

此外,大约在进入新世纪交界之际,反犹太主义再次兴起,这次是全世界范围的。对犹太民族的仇恨的阴霾生根于整个世界。它悄然而毒性地蔓延,它威胁我们这种犹太人恐惧症将侵扰所有民族,并重复过去发生过的恐怖主义。

然而现在我们明白了,而且我们还知道治疗的方法。每当犹太人团结,蛇就会埋藏其头部。友爱和互相担保的精神始终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对抗逆境的护盾。如今我们必须汇聚这个精神,用它来覆盖我们自身,让它愈合的温暖之力包围我们熏陶我们。

一旦我们这样去执行,我们必须同时与其余整个世界分享此精神,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成为”照亮各民族的一束光”的实质。

因为我们都需要找到内心深处的疑问的答案,因为所有犹太人民内心深处都想要知道反犹太主义的治疗方法,而且因为这是承自我的导师以及他伟大的导师和父亲的遗产,我决定详细地阐述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一切。他们教导我成为一名犹太人意味着什么,需要承诺做到什么,以及要分享什么。但是首先,他们教导我要象创造者那样去爱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个人拿着一束芦苇,他无法一下折断他们。但是如果一次只拿一根芦苇,即使一个婴儿也可以折断它们。正是如此,直到以色列人全都团结成一整捆,他们不会受到救赎。” 《坦库玛米德拉什》“站立篇”第一章(Midrash Tanhuma, Nitzav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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