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克里近来试图以巧妙的方式使自己成为哈马斯与以色列冲突的和平斡旋者,但这个不速之客没有得到以色列和埃及的热烈欢迎。美国的公信力似乎在中东再次遭受打击。在一系列的地区外交政策失误之后,奥巴马政府的这一次出丑似乎进一步说明美国对阿以冲突问题的影响力不如从前。

事实上,就在美国的中东盟友们认为华盛顿软弱无能,将军力撤出中东的同时,以色列正把目光投向东方,寻找新的伙伴。

2013年11年,在几个大国制定出关于伊朗核项目的过渡协议之时,退役的以色列国防军副参谋长乌兹•达扬(Uzi Dayan) 将军,和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得力助手、前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多尔•戈尔德(Dore Gold)一起在北京向中国军队高层解释了约旦河西岸防御性边界的必要性,并且用翻译成中文的材料,对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进行了案例分析。

以色列正面临着诸多问题:欧盟国家的联合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西欧不断增长的反犹主义、美国和伊朗的邦交修善和对以色列的不断疏远、美国斡旋的和平谈话的失败,这也就不难理解以色列为什么开始把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中国。同样地,中方也深化了和以方的联系,并且表示有兴趣加入中东和平“四方机制”。

鉴于中国的独特立场和在中东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即同时和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还包括和西方不愿意结交的哈马斯和真主党,人们猜测“四方机制”成为“五方机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北京在去年五月份第一次表明了意向,分别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进行会议讨论阿以冲突问题。尽管习近平主席的四点和平提议没有包含任何新的内容,但是他展示了中国希望能够参与和平进程的意愿。此后,中国继续表现出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倾向,在以色列开展“护刃行动”之后,中方立刻派遣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会见巴以双方领导人以及该区域其他相关方

在最近的和平谈话失败之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很可能欢迎中国能够在以色列国防军结束军事行动和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开始和平进程。鉴于欧盟处于偏袒阿拉伯的立场,美国支持以色列,中国,作为不带地区偏见的新生力量,将被赋予其作为中间人的更强的可信度。此外,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反犹主义,这和近来欧洲很多城市爆发的反犹抗议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欧盟以联合抵制来威胁以色列时,中国不断为以色列带来巨额投资和利润丰厚的贸易协议,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救命稻草。最近广为关注的交易包括中国为以色列理工学院捐款1.3亿美元建设研发中心;北京赢得20亿美元投标建设阿什杜德港口和埃拉特之间“地中海-红海”铁路,以及赢得10亿美元的以色列港口投标;特拉维夫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共建3亿美元的联合研发中心;中国企业以超过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以色列特鲁瓦(Tnuva)奶制品巨头的控股权

中国也在以色列的邻国加大投资。中国正在建设和投资数个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如黎巴嫩的的黎波里港、埃及的塞得港,以色列的地中海-红海铁路连接到约旦阿喀巴港的延伸段,并可能在为一个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联合筹办的项目融资,以建设红海-死海管道。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的退役准将乌迪•德克尔(Udi Dekel)认为,在停火中增强共同利益的核心因素就是要在加沙地带实现一个具体化的经济项目,参与方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埃及、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经济援助应当集中于在加沙地带建设解决水电问题的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包括在加沙大陆架生产天然气,同时要确保建筑材料不会被用于建设哈马斯的军事设施。

凭借着地中海海岸的区域位置以及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在哈马斯被摧毁、加沙地带去军事化之后,加沙经济肯定能够繁荣。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美国经济紧缩之时,中国作为中东以外的新兴势力,其在地区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筹码快速增加。此外,中国对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经验丰富。因此,中国有能力在加沙冲突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和平谷”概念提出了在西岸通过经济手段、地区性和全球性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和平、区域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愿景。这也能够运用于加沙。在中国的帮助下,将加沙打造成地中海的上海或者新加坡。

美国官员在开罗提出,在停火之后重启被搁置的和平会谈的可能性问题,但不幸的是,奥巴马政府已经在这个区域失去了公信力。或许,美国应该欢迎中国到耶路撒冷来,为和平进程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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