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六集电视片《大国外交》引起了很大反响。此片介绍了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升,中国逐渐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并开始以一个大国的姿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中国已经从国际社会的旁观者逐渐变成了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引领者,而中国对巴以和平问题处理方式的变化即是北京这种外交风格转变的一个例证。

事实上,中国对巴以和平一直相当重视。中国自2002年以来已任命了四任中东问题特使,他们多次往返穿梭中东,与巴以双方和地区其它有关国家官员会谈,了解各方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中国也积极支持联合国、阿拉伯联盟、“中东问题”四方(美、俄、联合国、欧盟)等国际机构为解决巴以问题所做的各种努力,并与之保持协调和沟通。

尽管如此,在外界看来,中国似乎只满足于加入或配合他方发起巴以和平努力,而并不打算自己来主导巴以和谈。

不过,当2013年5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访华时,人们开始猜测北京有可能要改变其在巴以和谈中较为保守的做法了。因为,就在阿巴斯抵达北京后第二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开始了访华行程。巴以双方领导人同时在中国访问,北京这样做(当然也是征得巴以双方同意的),是否有意安排两位领导人在中国会面、甚至主持一场巴以会谈?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如果巴以领导人有在华会面的意愿,中方将乐于提供必要协助。她表示,中方衷心希望巴以双方能尽快恢复和谈并取得实质进展,愿为此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虽然最后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只是各自实现预定的访华目标,而并未在华见面,但通过这次对巴以领导人的访华安排,北京“含蓄地”向外界透露出有意主持巴以和谈的打算。

有了前面的铺垫,后面的发展就很顺理成章了。2017年7月,阿巴斯再次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会谈时提出了中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实际上,这个“四点主张”是上次阿巴斯访华时习近平就提出来的,二次所提的“四点主张”总体精神一致,只是部分措辞有所不同,但这次新增了二处内容很引人注目:一是拟于年内召开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启智献策;二是倡议启动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协调推进援助巴方的重点项目。

这两点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明白无误地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将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直接作为巴以双方谈判的协调人,尝试以“中国智慧”破解巴以和平这个世纪难题。

将召开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写入“四点主张”这种重要的外交立场文件中,可见这个“研讨会”肯定非同一般,因而它不会只是一场普普通通的学术活动。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研讨会看作一次为双方正式谈判做准备的“意见交流会”。研讨会不是谈判,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参会的“巴以和平人士”既可是专家学者,也可是政府官员(或前官员)。通过这样的“研讨”,双方可以坦诚交流,一些正式场合不便提出的意见和观点都可毫无保留的说出来,以使双方充分理解对方立场和重点关切,从而为今后的谈判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提高效率,减少谈判中的无谓争论和冲突。

此外,研讨会已确定在年内召开,既表明中巴以三方对此已基本达成一致,还表明作为会议东道主,北京对于充分发挥自己组织和协调能力,使会议达到“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启智献策”的目标相当有信心。

关于三方对话机制,主要目的是“协调推进援助巴方的重点项目”。这正是中方一贯提倡的“以发展促和平”思路的具体实践。中方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发展经济与政治谈判同样重要。因此,中方一直致力于帮助巴方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但在巴以的“特殊现状”下,中方许多对巴经济援助项目的开展必须要有以色列方面的配合(如有报道说中方拟在加沙地区帮助巴方建设太阳能设施,因未得到以方批准而被搁置不前)。这就需要中巴以三方相互协调,加强沟通,使项目得以顺利实施。项目成功并非只有巴勒斯坦一方受益,因为巴方民生改善,会降低巴勒斯坦内部不安定因素,进而也有助于以方安全环境的改善。同时,项目实施将促使巴以双方各相关部门接触,对增进双方互信大有裨益。

中国这种以推进援助项目为切入点的三方对话,由于是民生项目,且目标明确而具体,故形成共识难度相对较小,但又可为其它类似问题解决提供范例,因此,如果实践证明这样的对话机制行之有效,则今后逐渐将其扩展到政治等其它领域也是很有可能的。

中国在巴以和谈中发挥作用,自然要得到当事双方的认可。

巴勒斯坦方无疑是非常欢迎中国作为调解人的。巴勒斯坦一向视中国为可信赖的朋友。中国主张应按照两国方案,以1967年边境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这样的立场正是巴方所愿。作为巴以双方相对弱势一方,巴勒斯坦当然希望有一个立场公正的第三方介入。巴方虽然也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的达成全面持久的“终极和平协议”抱有希望,但同时也对特朗普对“两国方案”含糊其辞,以及表态要把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言论相当不满,并且,在特朗普现在被“通俄”调查、执政团队内部争吵和人员更迭频繁等等搞得焦头烂额时,巴方对其是否还能集中精力推进其中东和平计划也疑虑重重。此时另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中国提出有意主持巴以和谈,对巴方而言,当然也是另一个不该放弃的机会。

而以色列方面对此事的态度则要复杂一些。

以色列历来只愿意和巴勒斯坦方面举行双边会谈,不希望有第三方加入,但对美国例外。美国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又是世界上最强大、对中东影响最大的国家,以色列自然不会反对由美国作为巴以之间的调停人。现在北京有意担当巴以和谈的协调角色,以色列会接受吗?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大大提升。中国与该地区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互相争斗的伊朗、叙利亚等什叶派和沙特等海合会国家为主的逊尼派国家。在特朗普总统力主的“广泛的”地区和平计划中,实际是只包括巴以和平与以色列与沙特等国的关系正常化,而将伊朗等国排除在外,这种中东和平显然并不全面。以色列与伊朗长期互相敌对的根本原因还是巴勒斯坦问题,伊朗因其对巴勒斯坦内部的影响力对巴以和平的作用也不可无视。而与伊朗友好的中国如作为巴以和谈的协调方,或许能使伊朗在和谈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甚至缓解以伊之间的敌对情绪。中国的这些优势,美国并不具备。

从中以关系来看,两国关系近年来(尤其是经贸、文化等)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其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内塔尼亚胡今年3月访华,中以关系提升为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这种“全面伙伴”关系虽不是美以之间的同盟关系,但它显示出双方不仅经济与科技互相依赖增加,更有政治互信增强。

虽然以色列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但中以间的政治互信程度比中国和其它大多数西方国家之间要高得多。以色列没有许多西方国家那种三天不给中国找点茬就浑身不自在的毛病。以色列历届政府几乎从未向中国提出”民主“、“人权”等之类的“关切”(更别说碰触台湾、西藏这些底线问题了),以各政党间争执也从不会搬出中国来说事,在中以最为看重的创新合作中,以方也从未拿所谓的“国企背景”、“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等荒唐借口限制中国企业与以高科技企业合作或并购以高科技企业。

当然,中以之间也存在分歧,尤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以方立场分歧很大,如中国认为“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途径,以色列则是内部都还没有对此形成共识。内塔尼亚胡总理虽曾表态支持,但又时常摇摆不定;中国要求以方立即停建定居点,而以方却并不理会,并且还将以前的定居点合法化等等。尽管双方有意见分歧,但中国的立场依据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而形成的,也是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立场,对此以色列是理解的;另一方面,中国既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也坚持”以色列的生存权和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的立场,则是以方非常看中的,尤其是当下还存在不少否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声音的情况下。

也可能有人会担心因为中国和巴勒斯坦观点较为一致而在主持巴以谈判时偏袒巴方。其实这也是多虑了。中方外交的特点一向是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中方所起的只是协调、引导作用,谈判的主角还是巴以双方。更何况,以方某些时候还可以借助中方以巴勒斯坦可信赖的朋友的身份,发挥劝解巴方的作用。

因此,无论从中国现在的国际影响力和中以关系的发展情况方面考虑,以色列都没必要反对中国介入巴以和谈事务。正如以前驻华大使马腾所言,以色列应当欢迎任何自信能够打破巴以僵局的因素加入。

中国更积极介入巴以和平进程,也是维护中国不断发展的海外尤其是在中东的利益的需要。巴以问题是中东的核心问题,对中东影响几乎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不久前以色列因二名警察被袭身亡而提升对圣殿山的安全警戒措施、引发穆斯林信众与以军警对峙一样。幸而以方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调整了安检做法,以及穆斯林方面适可而止的妥协,事件才得以平息,否则巴以间一场大冲突不可避免。冲突一起,必将对整个中东形势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巴以问题不解决,中东和平难以得到根本保障。

中东是中国能源的重要来源地,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陆路和海路在中东交汇,并通过地中海与对岸的欧洲相连。 而中东各国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重要节点,中东的和平安宁对“一代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意义重大。事实上,“一代一路”倡议虽由中国提出,但中东各国也都能享受到它带来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中国致力于巴以和平同样也是为了中东各国的利益。

《大国外交》中有一个片断:习近平在访问瑞士的演讲中提到,他很惊叹于瑞士军刀中那些小工具,碰到什么问题总能在其中找到一个适合工具来解决,并呼吁大家共同努力,造出一把能够解决世界各种问题的“瑞士军刀”。这些工具中当然要有一个是能破解巴勒斯坦这道对世界格局影响重大的难题的,但它需要各方都付出艰苦努力才能获得。

巴以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历史、宗教、种族、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其解决难度可想而知。但无论何种解决途径,巴以之间相互信任必不可少,因为很多看似可行的方案,就是因为双方缺乏互信而无法实施。在这点上,一向有着和、亲、诚传统的中国应该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北京主持的巴以和谈能在帮助双方建立互信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当然,双方互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慢慢积累而且会经常反复的过程,但我们不应以这个过程的漫长而失去信心而放弃努力,毕竟,互信多一分,敌对就少一分,和平的可能就增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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