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以色列国防军士兵Evgeny Tuluzko在一次训练中牺牲。在当年的烈士纪念日到来时,他是国防军最后一名牺牲的战士。按照传统,在纪念日前夕,国防军总参谋长要到最后牺牲的战士的墓前献上国旗。然而那一年,总参谋长把国旗放在了另一名战士Shlomo Nitzani的墓前。

Nitzani于前一年10月牺牲,去世前是陆军中校。Tuluzko,只是一名普通士兵。更为要紧的是,Nitzani是犹太人,而Tuluzko不是。根据犹太教法律,非犹太士兵不能与犹太士兵葬在公墓的同一区域。就这样,生前曾并肩作战的战友,死后却在赫兹尔山上被拉比的法令隔开。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去服役、现在也并不后悔的原因。”俄罗斯姑娘Rita在公交车上对我说。

正午的阳光刺穿玻璃,溅得她脸上一片雪白。她回头看了看后排的乘客,继续道,“新闻里到处都是。他们说他们绝不会去给他献国旗,就因为他是俄罗斯人,不是犹太人”。

于1950年颁布的《回归法》赋予所有想要回到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以公民身份。1970年,这项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那些拥有犹太祖父母或犹太配偶的人。将近33万前苏联移民根据修订后的《回归法》获得了以色列公民身份,但他们并不被宗教法庭承认。根据犹太教法律,只有母亲是犹太人,孩子才是犹太人。Rita生在俄罗斯,6岁时随犹太继父移民到以色列,成为了以色列公民。

14年过去了,Rita从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国家。

“念小学时,我是班里唯一的俄罗斯人。同学当面嘲笑我,背后咒骂我。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那些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我们并无偏见,骂我们的都是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妈妈很忙,我一周跟她说不上几句话。周围也没什么朋友可以和我说俄语。我只能靠读书才能防止自己遗忘母语”。

“在大学里,在打工的地方,我并没有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但这样的新闻足以让你明白,这不是你的国家”。

以色列不是自己的国家,俄罗斯呢?

“俄罗斯是祖国,但没有人想回去”。

“我以后想去芬兰。那里的气候更像俄罗斯,人也更善良”。

同样是俄罗斯移民,Toli要比Rita“幸运”——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却也和Rita一样拥有不快的童年回忆。

“他们叫我‘臭烘烘的俄国佬’。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孩子其实最残忍”。

与Rita拼命读书想要练习母语不同,Toli整个小学期间都在拼命强迫自己忘记俄语。

“我那时以为,如果我能忘记俄语的话,就可以变得和他们一样了。”

我哑然失笑,对他说,“你知道吗?我整个高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和我同学不一样的人。那时候大家穿同样的校服,念同样的书,连口头禅都差不多。每天下午放学,我穿校服在操场上跑圈。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刮,我只觉得自己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我只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只想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不过后来我意识到,没什么人是与众不同,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

“是”。Toli笑笑,“我后来也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与他们不同的事实了,现在也过得挺开心。不过小时候的强迫计划部分奏效,现在我只能说俄语——因为在家里我们仍然说俄语——但是阅读的话就比较困难”。

对于从别处移民到以色列的孩子来说,融入这里的生活要花上不少时间。但对于一些生长于斯的孩子而言,融入也并非易事。

“所以你绝不会说自己是以色列人咯?”我问Salam。

“绝不可能!”Salam惊呼,整张脸在浅绿色头巾的衬托下更显生动,“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我不是以色列人。”

Salam出生在以色列,是拿以色列护照的巴勒斯坦人。她的家乡Baqa al-Gharbiyye是一座距离“绿线”很近的阿拉伯城市。

Salam上的是给阿拉伯孩子开办的中学。犹太中学用希伯来语授课,有《旧约》课程;阿拉伯中学以阿拉伯语授课,学生们会学习《古兰经》。但是,“犹太中学里课程更丰富,而我的中学除了语言、数学和历史等基础课程外,拓展性的课程几乎没有。前两年我们学校新开了一门卫生实践课,挺有意思的。”

虽然采用哪本历史教科书由各中学自行决定,但阿拉伯中学所用的教科书多是从希伯来语版直接翻译过来的。而在这样的历史课本里,“基本没有巴勒斯坦的历史,感觉像是他们想让你忘记你的身份,和你的巴勒斯坦血统一样”。同时,在阿拉伯中学里没有与大学入学考试对接的课程。这意味着,阿拉伯中学的学生需要自学与升学考试相关的内容,或者可以参加专门的考前辅导班,整个学程价值6000谢克尔(约合1万元)。Salam在特拉维夫大学念的是英语授课的人文学士项目,因为她的英语比希伯来语好。

此外,Salam还提到,以色列议会Knesset中阿拉伯议员的比例为10%,而阿拉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阿拉伯人想要到政府部门工作比较困难,因为“雇佣他们会被视为对这个犹太人政府的威胁”。

在以色列,Salam深深感到到自己不属于这里;但在阿拉伯国家,Salam同样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归属感。当她到巴勒斯坦的城市去时,那里的人们觉得她是陌生人。当她想去沙特旅行时,她必须绕道约旦,用约旦签证入境沙特。当她被邀请在卡塔尔举行的模联大会上发言时,她需要申请卡塔尔政府特许签证。很多阿拉伯国家的青年人对于以色列居然还有像Salam这样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感到万分惊奇。

当被问及对未来的打算时,出乎意料地,Salam并没有离开以色列,移民别处的想法。她说:“在我整个中学时期,我没有在学校或自己的城市里遇见过一个犹太人。但通过模联的活动,我认识了不少犹太朋友,意识到犹太人也不过只是普通人而已。我见过很坏的犹太人,也遇到过很好的犹太人;我见过很好的穆斯林,也遇到过很坏的穆斯林。隔绝、仇恨、屠杀彼此,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我想做那个可以改变些什么的人。”

这样的改变正在发生。

1997年,两名以色列教育家,一名犹太人,一名阿拉伯人,共同启动了“手拉手”双语教育项目。那一年,他们创立了两个校区,50名学生成为这个项目的第一批体验者。2013年,“手拉手”项目的三所学校共有1100名在读学生。犹太孩子和阿拉伯孩子在这些学校里共同学习、生活,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被当作同等重要的语言学习。语言课上一名犹太老师,一名阿拉伯老师。除语言课外,学生还会学习有关宗教、文化、历史、节日、价值观等相关内容。这些课程旨在培养他们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的了解和尊重。

而在国防军总参谋长未在非犹太烈士墓前献国旗引起轩然大波后,退役将军、民意代表Elazar Stern立即提出了一项立法建议,要求非犹太烈士和犹太烈士被安葬在同一区域。这项法案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极端正统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在三个月的胶着后,双方在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此后,非犹太烈士和犹太烈士将被安葬在同一区域,但不会在同一排。

Elazar Stern表示这样的结果差强人意,但很多人认为,与其说这是一次妥协,毋宁说这是又一个极端正统派人士对以色列社会施加了过度影响的明证。

在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看来,为以色列捐躯便意味着“最终的皈依”。每一名为这个国家献出生命的战士,早已用鲜血证明了自己的“犹太性”,证明了无论自己生前犹太与否,死后都理应获得这个国家同样的尊重,都理应在赫兹尔山的公墓里与他们的弟兄葬在一起。生死同袍,一如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共同守望耶路撒冷的和平。

而我,则惟愿有一天,任何人都不再需要用信仰和生命去证明自己对一个国家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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